不同年龄广告名人效应的心理加工机制研究

本研究从自动化加工和控制性加工这个视角研究了名人效应的心理加工机制。实验运用加工分离程序,探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对名人广告的信息加工模式。结果发现：(1)名人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用一般消费者做代言人相比,青少年、成年人(大学生)以及老年人对名人广告均明显存在更多的自动化加工,且加工水平没有年龄差异。但是,老年人的控制性加工明显低于其他两组;(2)在非注意条件下,代言人的专业化程度明显地影响了大学生组的控制性加工,但与各组被试的自动化加工都关系不大。这些研究发现为广告策略的制定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儿童2～7岁行为抑制性发展对7岁时问题行为、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采用陌生实验室的录像观察考察了中国2~7岁儿童行为抑制性的发展,并且采用教师评价量表报告了儿童7岁时的学校适应,采用父母填写儿童行为调查表CBCL来测查儿童7岁时的问题行为,从而考察了儿童2~7岁的行为抑制性对其7岁时的问题行为和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儿童2岁时,共有208名儿童参加了这项追踪研究,4岁时,由于被试拒绝参加、搬家或失约,共有176名儿童参加了实验室的录像观察。7岁时,共有124名儿童参加了实验室实验和学校教师的评价,并且父母对7岁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了报告。同时参加2、4、7岁研究的儿童为66人,其中男孩为28人,女孩38人。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表明:儿童2岁时的抑制性水平越高,7岁时的学习问题越少;儿童4岁时的抑制性水平越高,7岁时的攻击行为越少,挫折耐受力、任务定向能力越强,但同时抑郁问题也越多。而7岁时的抑制性可以边缘显著地预测儿童7岁时母亲所报告的退缩问题,即7岁时抑制性水平越高,母亲所报告的退缩问题越多。而且,本研究还发现女孩7岁的抑制性水平越高,任务定向能力和果断的社交技能越差。男孩2岁的抑制水平越高,任务定向能力越强;男孩7岁时抑制水平越高,攻击行为越多。     

提取抑制:来自听觉定向遗忘的证据

两个实验采用语音材料考察了词表表达方式下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以及相应的机制。实验一中,采用2（组别）×2（词表）混合实验设计获得了听觉通道的定向遗忘效应,但是较为模糊,部分数据显示可能是额外的被试个体差异导致的;实验二中,采用2（性别）×2（词表）×2（条件）×2（科系）混合实验设计,严格控制了被试个体差异等因素,获得了较清晰的定向遗忘效应,且支持提取抑制理论。     

自我信息的反应抑制优势：来自神经振荡的证据

为探明个体对自我信息的反应抑制神经机制,记录了被试在完成面孔识别的停止信号任务时的脑电信号。神经振荡结果显示,反应任务中,加工自我面孔引发了更大的同步化δ节律和去同步化β节律;停止任务中,自我面孔引发了更大的去同步化β节律,特别在大脑前额区和中线上。表明,自我信息的反应抑制优势发生在抑制控制阶段,在于增强的β节律的去同步化促进了运动准备,提高了后续的动作抑制的速度。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     

动态非注意盲中的分心物加工机制：是否存在抑制

系统考察在控制目标与非目标颜色特征属性的条件下, 动态非注意盲中视觉系统是否存在对分心物的抑制机制。实验一为基线实验, 将目标与非目标设置为相同的白色圆形, 考察被试对不同颜色特征(白色或者黑色)新异刺激的觉察情况; 实验二和实验三通过改变目标与非目标的颜色特征, 进一步探讨视觉系统对分心物(包括非目标和新异刺激)的抑制机制。结果发现, 视觉系统对干扰目标追踪(并计数)任务的分心物均产生抑制作用, 并且不同颜色特征的分心物受到的抑制作用不同, 与目标颜色特征相同的分心物受到的抑制作用较大, 相应新异刺激的觉察率低; 与目标颜色特征区分明显的分心物受到的抑制作用较小, 相应新异刺激的觉察率较高。     

非药物成瘾的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述评

非药物成瘾又称“非物质相关性成瘾”或“行为成瘾”。特征性表现包括对成瘾对象的渴望、受损的冲动控制、对成瘾对象的耐受、撤退反应和高复发率等。目前发现的非药物成瘾类型包括病理性赌博、网络成瘾、购物成瘾、游戏成瘾、性瘾以及贪食等。非药物成瘾与药物成瘾在症状学上表现出很高的相似性且具有较高的共病率, 提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发病机制。从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非药物成瘾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家庭研究和双生子研究发现, 男性的病理性赌博和贪食障碍具有中度以上的遗传度。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 单胺能神经递质相关基因, 如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巴胺受体基因和单胺氧化酶A基因等, 与非药物成瘾有关。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 非药物成瘾者脑内负责奖赏,线索加工和冲动控制的神经通路活动性异于正常对照。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从多个角度入手, 探讨非药物成瘾与药物成瘾的共性和特性。     

工作记忆广度：资源限制、记忆消退还是转换机制？

为了检验工作记忆广度有限性的3种假说,即资源限制假说、记忆消退假说和转换机制假说,实验要求被试首先完成一项转换效率任务,然后完成工作记忆广度任务。结果发现,加工负荷对工作记忆广度具有重要影响,保持时间不影响工作记忆广度,转换效率与工作记忆广度也没有显著相关。实验结果支持工作记忆广度受认知资源限制的观点     

Neuroticism,BIS, and reactivity to discrete negative mood inductions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of neuroticism and BIS and broad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vity. However, few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euroticism, BIS, and discrete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vitie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individuals scoring high on neuroticism and BIS were more reactive across four discrete negative mood inductions, relative to those scoring low on these traits. Participants (n = 166) completed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s, measures of current mood, viewed a specific mood-inducing film clip (sadness, anger, fear or disgust) and then reported their moods a second time. Results revealed that neuroticism/BI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reactivity to the fear and sadness inductions. Neuroticism/BIS did not predict anger or disgust reactivity, but neuroticism/BIS and extraversion/BAS interacted in predicting anger. Although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tend generalizability, it appears that neuroticism and BIS predict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vity broadly, but not ubiquitously.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72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2）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还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道德责任判断。并对研究的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