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成瘾：背景性渴求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态度的交互作用

基于整体-交互作用模型,选取北京市某高校所有大一学生2511名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考察了大学生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的特点及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并就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态度对网络成瘾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1)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相比,网络成瘾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更高,所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更多,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更积极;(2)网络使用背景性渴求各维度、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3)背景性渴求中的积极结果预期与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对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在低积极结果预期条件下,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可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程度,而在高积极结果预期条件下,同伴态度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论:外因在内因比较微弱的条件下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     

正念认知疗法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

使用SAS和MPAI量表从820名被试中筛选出60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实验研究。预期通过正念认知疗法对手机依赖进行干预以降低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在接受正念认知疗法为期4周8次的团体辅导训练后,手机依赖总分、失控性、戒断性和逃避性因子得分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正念水平显著提高。结果表明正念认知疗法对个体的手机依赖的干预效果明显。     

英语阅读策略培训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影响*

旨在探讨英语阅读策略培训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阅读策略使用情况以及英语成绩的影响。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了一学期的英语阅读策略培训,使用几次英语阅读测试和自编的英语阅读策略调查问卷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后测。研究结果发现:(1)英语阅读策略培训能有效提高学生英语阅读策略的使用频率,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阅读成绩;(2)与高水平学习者相比,中、低水平学习者可从策略培训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大学生家庭功能、心理弹性与自我分化的关系

研究了378名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家庭功能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1)家庭功能亲密度、适应性与心理弹性、自我分化均呈正相关;(2)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三个因子对自我分化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3)层级回归发现,在同时考虑心理弹性各因子的影响时,对自我分化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家庭功能亲密度β值下降且显著性水平降低。结论: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三个因子在家庭功能亲密度与自我分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新生的人生意义与抑郁:交互效应与中介效应

基于Frankl(1963)的意义疗法理论观点和Steger等(2006)提出的人生意义双维构念, 考察人生意义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机制, 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采用问卷法调查了某东部省会城市1所理工科大学、1所综合性大学的435名新生, 结果表明:(1)大学新生的意义体验与无聊倾向、抑郁负相关, 与希望正相关;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抑郁的相关均不显著;(2)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对抑郁具有交互效应, 对意义寻求较低的个体, 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更强;(3)意义体验通过无聊倾向和希望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影响抑郁, 且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希望。     

中国创伤后应激反应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

采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编制的“中国自然灾难幸存者创伤后应激反应量表(CPI)”, 对芦山地震灾区某大学1057名学生进行测试, 考察CPI在地震后大学生人群的应用, 并探讨PTSD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性别、主观害怕体验和D型人格等因素能够预测PTSD症状的发生。CPI在地震受灾的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可用于PTSD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     

团体宽恕干预在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及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为探讨团体宽恕干预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31名在恋爱中受到过伤害的女大学生为对象进行6次团体宽恕干预,并设立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前测中,三个组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和幸福感量表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后测中,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3）前后测比较显示,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表明,面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大学生应对方式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为探究近15年来我国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年代特点,对2001至2015年67篇采用肖计划等人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测量我国大学生（涉及35332名被试）应对方式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结果表明：（1）近15年来,我国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解决问题”“求助”这2个因子上的得分随年代显著上升,总体来说我国大学生愈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2）男生除“解决问题”、女生除“求助”因子没有显著变化外,其余因子都显著升高,而且应对方式各因子得分的性别差异不明显。     

聋人大学生适应量表的修订

聋人大学生在适应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些适应问题既有和健听大学生群体相同的适应问题,又有一些聋人群体存在的特殊适应问题。然而,目前尚无适用于我国聋人大学生适应力测评的标准化工具。本研究以872名聋人大学生为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以《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为基础,基于聋人大学生群体进行了修订,建立《聋人大学生适应量表》。结果表明：（1）问卷包含4个维度,分别是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共由19个项目组成;（2）修订后的问卷,项目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在0.42~0.60之间,项目区分度指标良好。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量表总分分半信度0.85,量表信、效度指标良好,《聋人大学生适应量表》达到心理测量学指标。     

Prenatal dysthymia versus major depression effects on the neonate

Depressed pregnant women were classified as dysthymic or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based on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epression and followed to the newborn period. The newborns of dysthymic versus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mothers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gestational age, a lower birthweight, shorter birth length and less optimal obstetric complications scores. The neonates of dysthymic mothers also had lower orientation and motor scores and more depressive symptoms on the Brazelton Neonat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 These findings were not surprising given the elevated cortisol levels and the inferior fetal measures including lower fetal weight, fetal length, femur length and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noted in our earlier study on fetuses of dysthymic pregnant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