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玄平议》商兑

《太玄平议》一文,在《太玄》研究中影响甚大。但错误不少。原文共59条,其中不乏卓见,然而值得商榷者,逾二十条。本文即对俞说可商者,在分析之后,提出己说。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易》象数及西方有关学说

本文从《易》象数的角度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认为这种象数的“二对生”的区别性特征是周氏学说的内在发动结构,由此而提出一些很不同于流行的“宇宙论加上伦理学”的解释模式的思路。在一些被长久争论的问题上,比如“太极与无极的关系”、“太极与两仪的关系”、“诚与太极的关系”、“中与太极和诚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这新的理解方式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不止是程朱陆王的一个含糊的先导,而是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精华,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原发力与中和的精微境界的划时代的哲理学说,其蕴义(比如超出理气二分的原本发生论)并未被后来的理学家们穷尽。本文最后将周敦颐的思想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及莱布尼兹的学说进行对比,一方面揭示“象数”在伟大的哲理传统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表明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在结构上的原因。     

王弼"大衍义"略论

王弼易学的特点是以<老>解<易>,以他在<老子注>中所阐发的玄学本体论思想为基础来解释<周易>,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周易略例>当中.而他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也使"大衍义"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联系<周易略例>我们就能看出,"大衍义"是连接王弼玄学中老学和易学的桥梁,它体现了王弼玄学的体用观念,为王弼思想由老学向易学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西仁村采集:2上的数字卦由纵线顺箭头方向环读,共有四组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而采集:1上亦纵刻筮数两行,转化为《周易》卦爻,自右迄左依次为既济、未济二卦。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而且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文章还分别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上的文字与筮数、对北京房山镇江营出土的一片卜骨上的筮数进行了识读,并对它们所采用的揲蓍法进行了推测。在对房山镇江营卜骨进行识读后,还通过对镇江营和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比较,否定了字迹刻写微小者出现早、疏大者出现晚的说法,同时又指出,镇江营与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相似是西周与诸侯国燕在文化上密切相关的明显证据。     

《周易正义》之编撰

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清儒服膺汉学,主翔实,故于《正义》多所讥诋,讥其虚浮。然唐时,儒玄合流,既已蔚为风气,孔氏《周易正义》之所以以形上学为纲纪者,亦非无故。此外,《周易正义》释义先以辅嗣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札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具体而言,《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帛书易传《要》篇"五正"考释

马王堆帛书《要》篇有“五正”一词,乃为古代易学讲君道的特定术语。其内容是帝王取度于身所建立的规矩绳权衡五种法度,与八卦中的某些卦、四时和五方等相配纳,而形成的易学模式。此配纳模式说明,君主布施规矩绳权衡五正,其旨在因顺阴阳、谐和四时、理顺五行,以达致天人祥和的理想政治境界。此古《易》“五正”的要义,是君道合于天地、阴阳之道。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的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其6卦 二二相耦,分为3对覆卦,可能是出于覆体为占的需要。     

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