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周代冕服与周礼

冕服产生于等级社会,冕服是建立在奴隶主利益基础上的,是周代奴隶主贵族身份的象征。冕服的等级制度森严。冕服的产生与周礼密不可分:冕服的穿戴在不同的礼仪场合有不同的穿戴内容。冕服之上的纹样共有十二章,其内容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的欣赏意义。冕服自西周大备以来,其内容有增有减,一直为历代封建帝王所传承。对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阶幻方与易数系统

五阶幻方与洛书一样,蕴含着丰富的易理思想。从五阶幻方的均衡和谐布局的数字结构中．我们可以分别找到太极、阴阳、四象、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及其关系的巧妙体现。我们从这里综合地思考易数系统,可能产生一个更广阔而深刻的认识空间。     

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彰显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自始至终的既斗争又统一,以至于唐初之走向融合.     

《周易》与"白马非马"--试论易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易》相传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秦汉以来,学界主流向以《周易》为《易》,"白马即马",结果常使易学研究偏离《易》的本来--卦爻画."周易学"主要是在卦爻辞的基础上以"象"的方式解《易》     

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传承研究

中国医学的成长有赖于医学知识的不断传承.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医家群体、医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医学器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师资为主导,经历着由秘密授业到名师择众徒的转变.这种知识传承围绕着医学典籍循序展开,形成一套择徒、(授)受书、研读、理解、验证、再丰富的综合模式.这套传承模式为中国医学大厦奠定着基础,提供着范式.医学知识的传承助力着中国医学的前进步伐,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又时刻呼唤着对经典医籍的研习与实践.     

佛教易学发展史综论

以佛教教义解说易理,或以易理解说佛教教义,可以称之为佛教易学,或佛学易。自三国时康僧会引易明佛始,佛教易学从最初的格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易学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儒学的义理哲学化发展,对易学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隋唐时期,佛教界大多借助易学象数、义理权说佛理,在佛教各宗创教立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两宋时期,儒学复兴,宋儒借佛理论易解易,而佛教徒论易反不如儒家为盛。此时,杨简、王宗传等以心学言易而流于禅,开易学新风。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儒家以狂禅解易,流于异学,而佛学界以佛释易、以易论佛也十分盛行,其中,紫柏真可、释智旭更有专门易著,最为知名。民国以来,以佛论易,其风不替。     

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

方以智的博物之学与道德形上学体系,皆托《易》立言。早年,他以"气为真象,事为真数"的象数观,将抽象的象数符号还原为气与人事,并要求以"实证"的方法"核其真",反对将象数神秘化。他并非执着于感性的象数层面,在将"几"的内涵改造成隐晦的、待征乃显的"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天地之几"、"因事见理以征几"的易几观,从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博物之学。中晚年,他将"太极"的内涵引申为心与仁,并藉"太极不杂乎阴阳,不离乎阴阳"的太极观,建构了体用圆融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先秦法律观念的德治特色

德治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观念,浸染于其中的法律观念也带上了浓郁的德治特色,先教后刑、“刑期于无刑”、“以伐辅德”均是这一特色的体现。此外,伦理观念与法律的结合及对德、刑的灵活运用,也是先秦法律观念的重要特点,而这一特色最终也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