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音义》中所见的几处《周易》经文异文

本文着眼于文献,从佛经音义中整理出六条《周易》经文异文。通过对照发现,它们与今本、帛本、竹本《周易》经文,皆不相同。初步考察表明,《周易》在佛教界流传,他们所继承的版本系统,与外界所行当有所不同。     

拼音在方言儿童字词学习中的作用

本研究比较了以普通话与以方言为口语的儿童在根据拼音来学习生词或再认熟词时的成绩。研究结果发现 ,与普通话组相比 ,拼音对方言组儿童学习字词的积极作用在帮助他们再认已学过的词时最大。由于方言的影响 ,除了再认已学过的词汇外 ,拼音对方言儿童的积极作用明显不如学普通话的儿童。而对于普通话组来说 ,拼音更能够帮助儿童学习口语中熟悉的生词 ,而且对由一个生字组成的概念熟悉的词的积极影响大于由两个生字组成的概念熟悉的词。     

论《程氏易传》中"才"之观念——程颐对易学中阴阳观念的创新

"才"是程颐在释<易>时所使用的独特概念.从根本上说,"才"来源于<易传>中的阴阳观念.但程颐在使用这一观念时摆脱了以非统一、即对立的关系来理解传统的阴阳,而是在一种更独立的意义上去使用阳或阴的观念--"才".在<程氏易传>中,"才"象征着某种不屈于人生欲望的克已能力,同时它又是某种在政治生活中拯救时局的才能.可以说,"才"之观念反映了程颐易学的某些特色.     

从“关系”的思维模式来探索朱熹宇宙本体论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关系范畴”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近代以后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受到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 ,而以西方的思维模式来说明理学的范畴 ,最终丧失了理学本来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因此 ,本论文要论证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共相”和“殊相”不能说明朱熹理学的本来意义。本论文试图用“阴阳 ,动静关系”范畴来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 ,说明阴阳两个体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个体性 ,而另一方面也维持相生的整体性 ,并进一步说明个体必须以整体为依归 ,整体必须以个体为前提。     

《周易》和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

本文从易学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矛盾学说的演进历程．认为《易传》构建了阴阳矛盾学说的基本框架,是阴阳矛盾学说之源。从玄学易到理学易．阴阳矛盾学说得以进一步展开,而王夫之易学,则对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作了全面总结。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刍议

胡方平是宋末元初传承朱熹易学的重要人物,所著《易学启蒙通释》是对朱子《易学启蒙》诠释之作,又是一部阐述象数的义理著作,其中阐发了阳尊阴卑、阴阳交易变易和理之所必同的思想,体现了胡方平以朱子易学为宗、突出象数中义理思想的易学特点。胡方平易学对朱子易学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

《周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活水。     

汉易卦气学的理论原理

汉易卦气学中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原理保留了先秦《易传》和《礼记.月令》中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月令》中的阴阳灾异思想;天人感应的原理是源自《洪范》“五事”“五征”思想,而于战国后期以来被加以充分发挥并在技术上加以细化的天人感应论;五行生克原理是用来说明造成某种灾异的具体原因的,对卦气占筮体系的建立有重要作用;由五行生克理论派生的五行运数理论,主要被用于讲王朝兴衰更替问题,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理论对于气论哲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影响的。天人感应理论有为人道正义寻求支撑的意义,但卦气学繁复的技术细节冲淡了这种意义,而用五行运数理论解释世运兴衰朝代更替,在本质上与天人感应学说是有矛盾的。     

Revelation or Reason? Two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The Four Books were a frequent point of reference i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Tian Ru Yin (1664), the Franciscan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1602–69) used an allegorical approach, interpreting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Christian revelation while rejecting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contrary, the Jesuits in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used a rationalistic approach, harmonizing Western intellectualism with Confucianism. We shall show how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are rooted in different theological traditions, leading the two sides to take opposite stance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