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手”还是“杀手”：用ChatGPT求医问药的风险分析

ChatGPT正在影响人们求医问药的传统方式,将医疗保健应用场景从院内转移到院外,提高了医学知识和诊疗信息的可及性。但ChatGPT在回答医学问题时也存在不足,如回答内容的不准确性和随意性,也难以将每个患者视为独立个体并给出体现医者智慧、思想和精神关怀的答案。用ChatGPT求医问药还存在生命健康、道德伦理、安全隐私和医疗公平风险。未来,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发展并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仍应警惕ChatGPT对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保护权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针灸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兼论朱琏事件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伴随着中医政策的调整,以朱琏创建的“新针灸学”为代表的现代针灸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1955年）：现代针灸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强调中医科学化,现代针灸学成为针灸学的主流;第二个阶段（1956年～1989年）：现代针灸学被长期边缘化,针灸学复归清朝之前的基本体系,传统针灸成为了针灸学的主流,并延续至今;第三个阶段（1990年～至今）：现代针灸学再度受到关注,学术界认识到针灸科学化、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认真研究制定既有利于传承又有利于创新的中医政策,避免政策的重大摇摆。

     

老年社会护理机器人“欺骗”问题的伦理审视

老年社会护理机器人其拟人化特征涉及的欺骗性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批评者坚持认为机器的拟人化所带来的一切都是假象从而不断质疑护理机器人的欺骗属性,辩护者认为拟人化特征是促进人机融合的必备要素但却未提供有力的合理性证明。聚焦人机多个主体的协调融合,揭露背后欺骗即是背叛,进而为护理机器人不会也不应该存在欺骗补充了有力的证据,并从完善用户知情同意、加强用户自主权、制造商承担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防范“欺骗”风险的路径,为辩护的开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可行出路。

     

患者的诊治期望值与医患矛盾的关系研究

从患者视角来探索医患矛盾发生的原因,寻找一种有效的医患沟通方法。研究认为医患矛盾的核心问题是患者对诊治期望值的不满意,通过构建以患者诊治期望值为主体的医患沟通方法,发现医生和患者之间对诊治期望值存在明显差异。医生通过对医患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诊治期望值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医患诊治期望值差异下的共识,建立互信合作的关系,最终实现医患互惠共赢。以患者诊治期望值为主体的医患沟通方法,为避免医患矛盾发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诺贝尔医学奖遗传学实验材料更替现象述评——兼与宋昌鹏同志商榷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有百余年历史,其间遗传学获奖项目运用了很多实验材料。它们有的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有的还在使用,并频繁获奖;呈现出此起彼伏、交相更迭的"诺贝尔医学奖实验材料更替现象"。本文旨在探讨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相关的遗传学实验材料更替现象,总结其更替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选用趋势。     

医学研究实验动物伦理和福利状况调查——以药学和中药学期刊载文分析为例

调研我国27种药学和中药学期刊2018年刊发论文中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和福利状况以及期刊稿约中关于动物实验研究的伦理要求。结果发现,23种期刊声明通过动物伦理委员会审核的论文比例低于14%,25种期刊注明动物伦理审批编号的论文比例低于5%,各个期刊声明遵循有关动物使用和操作指南的论文比例均低于10%。部分论文实验动物福利状况的表述不清楚,动物实验所遵循的指南和原则表述不规范;大部分期刊稿约没有对动物实验研究伦理提出明确要求。建议尽快加强相关期刊编辑的实验动物伦理和福利意识,及时完善稿约内容。     

艾滋病防控中获取患者信息的伦理问题刍议

当前艾滋病获取患者信息中,存在公私观念上的摩擦、相关规定与环节存在疏漏、对信息弱势群体关照不足的伦理难题。问题背后包含着患者为了公共健康的伦理目的却又失去伦理关系的风险,“失德”名声带来的耻感与歧视,遵守政策规范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等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文化背景和利益关系下思量个人身心秩序与社会整体秩序间如何权衡,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维度提出路径。“信”的建立是关键所在,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公信力的树立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同时在信息活动中需要给“私”以合理地位,并注重艾滋病治疗相关医学信息的宣传。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视角下的医学研究伦理责任探究

近年来,“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成为科技伦理和科技政策研究的风行概念。把RRI理念引入到医学科研治理实践,提出要扩展伦理责任范围,强化社会责任担当,把预测、评估、伦理反思纳入到医学科研的全过程,建立科研信息和公众意见之间的双向反馈和动态响应机制,加强政策和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社会参与性,促进医学研究者与社会公众间伙伴关系的形成,包容性的协商过程实现协作共赢。     

混沌理论对优化临床管理模式的启示——以孕产妇管理为例

围绕混沌理论与妊娠及分娩之间的联系,结合实践,提出可行的优化孕产妇管理工作的建议。强调医务人员应应用线上及线下多种方式,于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各阶段,针对孕产妇身心各方面,对其实施系统化的管理;应重点把握与孕妇首次接触的时机,建立信任关系以保证其良好的遵医行为;管理过程中应尊重孕产妇的个体差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同时应重视其支持系统的建立,医疗机构、社区、家庭应为孕产妇提供切实的支持。旨在为孕产期保健工作提供新思路,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孕产妇服务。     

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契机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居祖国内陆,多山地丘陵,交通不便,较为闭塞。全面抗战初期,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卫生条件也较为简陋,在全国医疗卫生水平排名中处于较低地位。而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成为抗战领导组织的核心地区,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卫生资源的调整,医疗卫生需求的急剧增加和国内外卫生发展支持力量的帮助,给四川医疗卫生发展以难得的机遇。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稳定和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奠定了战后四川医疗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