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易学考

据史籍记载,孔子弟子卜子夏学《易》传《易》,并有易学著作《子夏易传》。由于《子夏易传》早佚,以及其他原因,后世很多学者怀疑子夏传《易》之事。文献告诉我们,子夏学《易》传《易》应为事实。而《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和其他有关文献,说明子夏易学主要承绪孔子,兼容《易》之“古义”和“新义”的特点。特别令我们注意的是,子夏研习并传授《归藏》,这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在儒家易学的传承中,可能存在同时传授《周易》和《归藏》两大易学系统的传统。而这一点被以前的易学研究忽视了。     

《孙子兵法》的思维特征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代表着我国先秦时期思维发展的正确方向,对构建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者们对此多有论述。本文从综合的角度,对《孙子兵法》七个方面的思维特征进行整理与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略论《管子》的法的价值思想

《管子》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法律思想.在其法律思想中,它对法的价值的探讨包括理性渊源、功利性、工具性和道德性,全面而且系统.《管子》的法的价值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甚至在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子夏与《乐》的传授

《乐》是孔子用以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子夏深得其传,不仅善于演奏音乐,而且将古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给后世。虽然古乐最终没能流传下来,但是子夏传播乐的贡献却是不能抹煞的。     

《管子》为杂家著作考

《管子》书非管仲所著已成学界公论,但其具体著者和成书年代当前却无一致认识,同时《管子》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认为,《管子》为齐国稷下部分学者集体创作而成,其成书于战国晚期。《管子》的学派归属既非"齐法家",亦不是"道家黄老",而是先秦杂家。《管子》对于中国哲学、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所体现出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当代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时代的价值。     

朱熹论《太玄》

本文梳理了《朱子语类》中对《太玄》的评价。朱子基于儒学正统立场,对扬雄的拟《易》之作《太玄》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评说。朱子认为扬雄的模仿不足道,《太玄》高处乃是道家之学;其以三起数,失《易》之本义;《太玄》只是在作历,其数零星凑补得可笑,而其卦气有气无朔,是没有道理的;且《太玄》的“爻位”吉凶太笃定,把《易》变动不居之理说死了。总之,朱子认为,扬雄虽费力安排,但《太玄》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足道。     

《管子》论“国有四维”的现代启示

“礼”、“义”、“廉”、“耻”为国家的“四维”,《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可见“礼”、“义”、“廉”、“耻”犹如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如果有一根断裂,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危。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我们要借鉴“守国之道,在饰四维”的治国之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的合理因素,加强道德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富强。     

先秦时期战功名称问题——上博简《曹沫之陈》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曹沫之陈》简文“一人又（有）多,四人皆赏”,是简帛材料上关于“伍”之间相保的明确记载,也是“战功曰多”的又一条注解。先秦时期以“多”作为战功的代称,当与自古以来战争的杀伐性质有关。而以“多”释战功,可能源自远古狩猎后的论功行赏之俗。“战功曰多”之事,秦汉以降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这从一个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上古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的变化。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浅论管子经济思想对《歧路灯》的影响

《歧路灯》中所表现出的既重视农业又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及尊重农民与工商业者的经济思想与管子的相关经济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正是管子经济思想中这种进步的方面,促使李绿园从实际出发,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态度对熏陶自己很深的儒家思想作出了一定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它的桎梏,其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确不是一位腐儒,其思想中存在着某些进步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