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手”还是“杀手”：用ChatGPT求医问药的风险分析

ChatGPT正在影响人们求医问药的传统方式,将医疗保健应用场景从院内转移到院外,提高了医学知识和诊疗信息的可及性。但ChatGPT在回答医学问题时也存在不足,如回答内容的不准确性和随意性,也难以将每个患者视为独立个体并给出体现医者智慧、思想和精神关怀的答案。用ChatGPT求医问药还存在生命健康、道德伦理、安全隐私和医疗公平风险。未来,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发展并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仍应警惕ChatGPT对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保护权的冲击。

     

从平等与责任谈医患共同体何以可能

研究对“医患共同体”这一颇具可能性的命题进行分析,指出其成立的基础之一是对医患双方“分裂”处境的认知与承认,通过以对医患平等的探讨为起点,提出应将医、患双方知识/权力上的优劣转化为差异的能动性,在促进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在理论及实践的医患共同体。目前可能的临床实践包括鼓励医护讲述成为患者的真实体验,鼓励包括叙事医学在内的促进平等共情的实践以及赋能患者、使其具备更强能力参与医疗共同决策的实践等。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医科类高校医学(生命)伦理学课程现状调查

为了解我国部分医科类高校医学(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开展现状,对国内48所高校中68名从事医学(生命)伦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3所高校教师人数超过4人;女性教师中学历为硕士的人数最多;32.4%的教师第一专业具备临床或医药背景;学时为32学时~36学时的高校仅1所,学分为2学分的高校也只有1所,以必修课形式开设的高校只有2所;28所高校开设了医学(生命)伦理学相关的讲座,其中2所高校年均开设次数达到5次或以上。调查显示,高校整体师资力量较薄弱、女性教师学历水平有待提高、教师知识结构较单一、课程受重视程度低、医学人文环境较差。建议扩大、优化师资结构,重树学科定位,加强医学人文建设,营造医学人文氛围。     

医学研究实验动物伦理和福利状况调查——以药学和中药学期刊载文分析为例

调研我国27种药学和中药学期刊2018年刊发论文中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和福利状况以及期刊稿约中关于动物实验研究的伦理要求。结果发现,23种期刊声明通过动物伦理委员会审核的论文比例低于14%,25种期刊注明动物伦理审批编号的论文比例低于5%,各个期刊声明遵循有关动物使用和操作指南的论文比例均低于10%。部分论文实验动物福利状况的表述不清楚,动物实验所遵循的指南和原则表述不规范;大部分期刊稿约没有对动物实验研究伦理提出明确要求。建议尽快加强相关期刊编辑的实验动物伦理和福利意识,及时完善稿约内容。     

艾滋病防控中获取患者信息的伦理问题刍议

当前艾滋病获取患者信息中,存在公私观念上的摩擦、相关规定与环节存在疏漏、对信息弱势群体关照不足的伦理难题。问题背后包含着患者为了公共健康的伦理目的却又失去伦理关系的风险,“失德”名声带来的耻感与歧视,遵守政策规范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等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文化背景和利益关系下思量个人身心秩序与社会整体秩序间如何权衡,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维度提出路径。“信”的建立是关键所在,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公信力的树立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同时在信息活动中需要给“私”以合理地位,并注重艾滋病治疗相关医学信息的宣传。     

基层医院伦理委员会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

基层医院以承担本地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工作为首要任务,以临床工作为主,科研工作开展相对较少,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存在较大问题。针对基层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建设过程中存在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独立性欠缺、规章制度不完善、人员组成及审查不规范以及缺乏有效指导和监管等问题,结合基层医院的特点和功能定位,在完善工作制度和流程、组建全面合理代表性强的伦理委员会以及加强培训提高认识等方面提出比较科学可行的对策,为基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     

医疗机构应守住初心,让伦理引领发展

医疗机构承载着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重任,寄托着民众维护生命健康的希望。医疗机构伦理是实现医学目的,践行医院宗旨,实现医师专业精神的基础和保障。医疗机构伦理建设和医院的经营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关系。在趋利化导向严重损害了医疗机构的社会形象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应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的行善宗旨和不以谋利为目的的伦理本色,秉承全心全意为民众健康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公益性办院方向,用得道多助、开放共赢的思维模式推动医疗机构良性发展。     

非严重遗传病产前诊断及PGT的伦理思考

随着近年基因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要求通过产前诊断或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技术阻断某些非严重遗传病在家族中传递的新需求。从非严重遗传病定义,目前产前诊断及PGT技术发展现状、适应证及各自本身存在的伦理问题,遗传咨询原则等进行阐述,并以白化病和成人多囊肾为例,讨论遗传咨询医师应该如何根据国情、现行法律以及伦理原则对这类患者进行知情同意并实现医患共同决策。呼吁国家组织专家探讨共识,明确相关规定,遵循相关医学伦理学原则。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关系类型辨析——基于国内外文献的考察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在逻辑上有包容论、互异论和交叉论（延续论）三种可能的类型。包容论认为,后者关注范围更广,前者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互异论主张,两个概念在跨学科特点方面不同,生命伦理学必须通过跨学科协作,以公共性为导向,而医学伦理学较为单一,以职业性为目标。交叉论（延续论）强调,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包容论与互异论过于强调二者的相同或区别,割裂了二者内在联系,片面性显而易见。交叉论（延续论）看到了二者内在逻辑,反映了本体属性,是更为合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