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貌取人吗? 面孔宽高比研究述评

面孔宽高比是左右颧骨点之间的距离除以上面高所得到的比值,被认为是人类面孔性别二态特征之一。男性面孔宽高比被认为是男性睾酮水平的可信外显指标,与攻击行为、欺诈等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并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面孔宽高比与上进心、对内群体成员的牺牲精神等男性化积极社会行为亦存在显著关联。睾酮水平被认为是面孔宽高比和社会行为两者背后的共变因素,并引起激烈争论:面孔宽高比的性别差异在多个研究中未获支持,男性面孔宽高比与睾酮水平存在关联的直接证据亦有待进一步夯实。     

青少年感恩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

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学校联结量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和焦虑抑郁量表对121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学校联结的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大成分在其中的系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青少年感恩与其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均显著负相关;(2)学校联结三大成分在感恩与其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均起着系列中介作用,即感恩对青少年学校归属感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增强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间接促进其发展,进而学校联结的三成分共同作用减少青少年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     

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目前道德心理学中存在对道德推理作用的质疑, 这一质疑源自哲学领域的著名争论。从经典道德心理学理论来说, 道德推理应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新近的观点则否定这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通过文献搜索与检查, 获得了50项研究和83个独立效应量, 共包含16738名被试。检验表明发表偏差不会影响元分析的结果,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是准确的。通过随机效应模型的元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与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 与不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测量工具的类型会影响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被试年龄阶段会影响道德推理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这些结果肯定了道德推理的作用, 也强调了研究过程中要关注测量工具的类型, 指出了需要开发更全面的道德推理测量工具。     

母子关系、师生关系与儿童入园第一年的问题行为

通过对102名托班幼儿的母亲和教师间隔9个月的两次测查,考察了母子关系、师生关系在儿童入园第一年的问题行为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控制了儿童入园三个月时的问题行为后,(1)母子关系无法直接预测入园一年时的问题行为,师生关系冲突性可以反向预测入园一年时的退缩和违纪问题;(2)儿童性别调节了母子关系冲突性对入园一年时攻击问题的预测,即母子关系冲突性对入园一年时攻击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仅对女孩成立,对男孩则不成立;(3)师生关系亲密性调节了母子关系亲密性对入园一年时的退缩、焦虑、攻击和违纪问题的预测,即母子关系亲密性对入园一年时各种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仅对师生关系亲密程度高的儿童成立,对师生关系亲密程度低的儿童则不成立;对师生关系亲密程度低的儿童来说,母子关系亲密性对入园一年时的焦虑问题甚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结构及中庸思维对其的影响

企业的自主创新离不开员工的自发性和创造性, 员工建言行为研究因此愈加受到重视。本研究拟探索中国背景下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研究一), 并检验中国人的典型思维特征－中庸思维与中国背景建言行为的关系(研究二)。研究一通过对长三角地区30名企业员工的访谈提取建言行为关键事件, 编制初始问卷, 再通过对159名被试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抽取出顾全大局式和自我冒进式两个建言行为维度; 另一批159名被试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构。研究二以278份配对员工为样本,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中庸思维与顾全大局式建言存在正相关, 与自我冒进式建言存在负相关, 且授权对中庸思维与两类建言行为之间关系存在着调节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

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态度行为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行为意向反过来受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外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的研究,并被证实能显著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文章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概述,包括理论的提出、内涵、测量方法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并指出了理论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医护人员疫情支援实践的权衡机制探究

基于对10名疫情期间曾支援前线的医护工作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网络平台相关文本的内容分析,旨在透过新家庭主义视角,致力于探讨医护人员在面对家庭与国家二者关系时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其支援实践中形成家国平衡的文化与社会逻辑,从而探究其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支援实践的行为机制和合理性基础。研究认为,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抉择是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在医护人员进行综合考量下的结果。这一权衡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在场的驱动与感召、家庭弥散渗透下的调适和个人个体主义的出现。

     

社会排斥促进亲群体行为意向：权力感的调节作用

亲群体行为在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三个研究探讨了社会排斥对亲群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及权力感的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问卷法考察社会排斥与亲群体行为意向的关系,发现社会排斥能够正向预测亲群体行为意向;研究2与研究3采用实验法操纵社会排斥,并分别通过回忆法启动个体状态权力感（研究2）、测量特质权力感（研究3）,发现在社会排斥下,相比于低权力感者,高权力感者的亲群体行为意向更高,结果证实了权力感能够调节社会排斥对亲群体行为意向的影响。     

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基于双系统模型的机制探讨

为了考察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并基于双系统模型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问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青少年多领域冒险行为问卷对1720名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1549份。结果发现：（1）特质焦虑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自我控制在特质焦虑与冒险行为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越大。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of employees’ and coworkers’ innovative behavior,psychological detachment,and strain reactions

In an extension of the existing paradigm on the benefi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for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Guided by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theory, we propose that both displaying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witnessing others’ innovative behavior make it difficult for workers to psychologically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innovation matters, engendering strain reactions (e.g., sleep problems, hostility). Those with more proactive personalities may b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se detachment difficulty problems after displaying or witnessing innovative behavior. To test these premises, we conducted two studies. In the pilot study (N = 104 employee–coworker dyads), we gather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to show that innovative behavior predicts detachment difficulty above and beyond other job behaviors. In the main study, we collected data from 257 employee–coworker dyads over 5 weeks and analyzed them with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The results are generally supportive, suggesting tha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is warra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