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早期译介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为例

从译介学视角出发,对以《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的《本草纲目》早期译介活动进行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最早英文全译本"凯夫版"为蓝本,探讨其"译介内容"及针对"译介受众"所采用的"译介策略",并简述"译介效果"。在译介过程中,"译介主体"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通过"译介内容"的选取及"译介策略"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本草纲目》早期译介的成功得益于各译介要素间的互动与博弈,为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的研究思路

回顾了该研究的思路,指出进行这样的研究,关键是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监测系统,针对同一监测人群,开展综合监测,发展规范的现场工作程序,确保获得高质量数据。建立标准的、动态的人口库、出生、死亡和危险因素个案库,是完成这项研究的前提,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这是中国人在流行病学监测中的天才创新。     

中药有效成分研究与中医现代化

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可以看作是炮制方法的延伸,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中药现代化的关键,有助于探索中医理论的实质,可望为中医现代化打开缺口。     

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近五年中国医学史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解近五年中国医学史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利用可视化软件对近五年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医学史学科为医学与史学跨学科专业,医学界与史学界间虽有融通交流,但研究界限仍较为分明。研究者应打破人为划分的学科分界线,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融入医学史研究。高校应鼓励不同学科交互深造,创建研究集群以及培养体系,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方向中,传统医学史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碰撞和融合在未来将会是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借鉴瘟疫史研究的思路,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探究其他疾病和现今尖锐的医疗问题或可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灸推广实施路径与历史经验研究——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统一战线和发挥中医作用的要求下,针灸推广作为一项卫生工作被提上日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率先开展这项工作,开创了“理论学习+临床实习”的短期人才培训模式,在国内部分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了一批针灸师资力量,并尝试通过实验研究为针灸推广提供科学理论支持。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工作为今后针灸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培养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过渡时期中医力量参与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的典型例证。

     

从思辨理性局限性看待中西医之争

中西医之争自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不曾停止,分析解决此争执须从哲学入手。康德哲学首创将知性与理性区分,提出思辨理性超越经验的界限将产生二律背反,这种超越在各种旷日持久的大争论中经常出现,中西医之争是典型代表,而实践理性可化解此矛盾。思辨理性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中医内部,中医学和中药学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超越经验界限的思辨的影响,其中阴阳家和儒家学说表现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学发展。中医学早期在实践当中形成,现在需要也正在以新的实践方式发展,而无意义的中西医思辨理性之争应当抛弃。

     

中医药治理演进历程、特点与能力提升

中医药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中医药政策发展为主线,对建国以来中医药治理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划分为计划和运动式、效率和市场化、标准和法制化以及法治和现代化四个治理阶段,分别从治理理念变化、治理政策执行、治理方式选择和治理策略重点等方面深入剖析其演进特点,提出构建公平、信任和法治多维度的治理新格局,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及建设高效的信息化治理平台,以基层为重点融入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从而促进中医药治理现代化,实现“善治”目标。

     

传教士与洋中医：胡美在华邂逅中医

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常用的传教手段。胡美来华传医,既有受雅礼会派遣的官方目的,也有为实现个人理想的私人动机。1905年,胡美来到中国长沙后发现,当地人十分信奉中医治病。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福音,也为了建立西式医院医科大学,胡美有意地学习中医和中华传统文化。胡美学习中文并且有目的地阅读中华文化经典。然后,胡美开始一面学习中医诊疗,一面利用中医为患者诊病,并将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胡美是在中国医务传教的践行者,也是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一个亲历者,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见证者。

     

近二十年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数据库2002—2021年的2687篇中医药人才培养文献进行发文量、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数据分析。发现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医教协同、教学改革等为热点内容。将中医药人才培养研究划分为改革发展、深化发展、创新发展三个阶段,热点集中在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特色与价值引领、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传承创新、中医药学科及专业建设的发展趋向、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价值趋向、人才培养机制的协同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强化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素质等隐形知识的培养、探索“医学+X”复合型拔尖人才培养道路等未来研究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