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

该文针对中国组织情境下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OCB）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OCB的内涵结构,归纳得出中国组织情境下OCB存在着角色泛化、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积极主动性的特点,接着对OCB前因与后果变量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分析,从个体层面和群体组织层面指出了中西方研究中的异同点,最后对中国OCB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给出了建议     

学习、频率和结构方式对汉字知觉干扰效应的影响

知觉干扰存效应是指之前更模糊的刺激的呈现对之后同一模糊刺激的识别的抑制。实验-考察了学习和频率、实验二考察了学习和结构方式对汉字知觉干扰存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汉字与图片一样,不存在材料有限现象,在学习和不学习条件下,汉字识别中均存在知觉干扰效应;2．学习以及频率和结构方式对汉字知觉干扰效应的影响也不显著;3．频率、学习和结构方式对汉字识别的影响显著。这些结果似乎表明当激活超过一定的水平时,和汉字激活水平有关的因素对知觉干扰效应不再起作用。失匹配假说可更好的解释激活水平的作用以及材料有限现象。     

大学生幽默风格与精神健康关系的初步研究

目的:测试幽默风格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度和效度,探讨幽默风格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方法:354名大学生接受幽默风格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问卷调查,4周后74名大学生重新填写幽默风格量表。结果:幽默风格量表所提出的4个因子结构在中国人的样本中也存在,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可接受。中国被试在4个子量表的得分均低于加拿大被试的得分。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得分与症状自评量表的子量表以及总体症状指数得分全部呈现负相关,而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得分与症状自评量表的子量表以及总体症状指数得分全部呈现正相关。结论:(1)该量表的初步测试效度和信度可接受,但须结合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修订;(2)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有益于精神健康,但嘲讽型和自贬型幽默有害于精神健康;(3)中国人与加拿大人在幽默风格、幽默对精神健康起作用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幼儿期汉语语音意识和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

本研究选取3~5岁儿童为被试,从语音单位和操作水平两个维度研究幼儿期汉语语音意识和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在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上,音节意识先于押韵、首音和声调意识而发展起来,3岁儿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音节意识,并在3岁到4岁之间迅速发展。在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上,幼儿期的音节意识和末位音位意识先于押韵与首音意识而发展起来,从3到5岁表现出清晰的发展次序。首音意识在幼儿期没有发展。从任务的操作水平看,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语音意识,幼儿在辨别任务上的成绩显著低于分析和综合任务。     

《围城》对话元指代类例

在元语言的启发下提出一种新的指代即元指代,并讨论其与篇章指示、语篇指称的异同。利用《围城》语料,对汉语元指代现象进行初步分类,并指出其在语篇语言学、文艺理论和汉语语篇的机器理解等领域里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成人依恋的测量：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中文版

为了促进在中国开展有关成人依恋的研究,对目前国外该领域中广泛采用的“标准”成人依恋量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进行了中文版修订。371名中国大学生接受了测试,并用自尊量表,他人观量表等作为检验效度的依据。其中59人在四周后进行了重测。对其中的231名正处于恋爱中的被试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采用项目反应理论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以及效度（构想效度和效标效度）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研究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语文创造力测验》,研究了初一到大一750名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结果表明:(1)青少年的语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随着年级的升高,语文创造力呈波浪式持续发展的趋势;(2)青少年语文创造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初二到高二以及大一,女生的语文创造力显著的优于男生.     

汉语主、宾关系从句加工难度及其核心名词生命性效应

采用眼动追踪实验技术,考查了核心名词生命性取向对汉语主、宾关系从句加工难度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核心名词生命性格局对汉语主、宾关系从句的加工难度有着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主、从句中的核心名词为"生命性-非生命性"格局时,在主句核心名词、核心动词位置,宾语关系从句加工较为容易;当主、从句中的核心名词为"非生命性-生命性"格局时,在上述位置,两种关系从句加工难度差异不显著;(2)汉语主、宾关系从句加工中核心名词生命性效应主要发生在语义信息提取、论元关系建构阶段,体现出汉语语言的特异性。上述结果支持了题元切适性理论。     

变形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笔画数效应

曾捷英等提出并采用了汉字通透性概念解释汉字识别中的字形属性效应,例如笔画数效应、笔画类型效应和结构方式效应。在有关研究中采用的主要实验方法是在速示、重复速示、非速示、时间或空间微观发生等条件下要求被试命名汉字。该研究将采用新的实验方法,即在呈现变形汉字1200ms后要求被试报告识别内容。结构方式和笔画数两种字形属性为研究对象。实验结果表明存在着常规的结构方式效应和笔画数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观察到了逆转的结构方式效应。客观计算出的汉字通透性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些效应。该研究和先前研究部分证明了关于汉字字形知觉的一个重要假设：汉字通透性是形成各种字形属性效应的基本或主导原因。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可以归结为通透性的影响,这称之为通透性中介假设。     

No need for pedestals: Idealization does not predict better relationships among Asians

The authors tested whether partner idealiza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105 intraracially dating Asian American couples (Study 1) and 98 Chinese couples (Study 2) through two methods. The commonly used residual‐based approach found, in both samples,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alizing a partner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previously documented among European/European Americans. In contrast, the piece‐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hich distinguished between idealization and derogation, found few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alizing a partner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Similarly, being the object of idealization rarely predicted grea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for either sample, even when perceived idealization was tested. Derogation, however, predicted relationship outcomes.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negative behaviors or attitudes (or the lack thereof) in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