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易学思想及其早期哲学

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卦主说”是发端于《易传》并经由京房、郑玄等易学家发展的一种解易体例,在王弼那里达到了新的高峰。王弼“卦主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爻为主说”、“内外二体说”和“卦名、卦辞以定卦义说”。从其“卦主说”这一侧面分析,王弼的易学具有义理象数兼用、易玄结合两个基本特征,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事道德、社会政治。     

五阶幻方与易数系统

五阶幻方与洛书一样,蕴含着丰富的易理思想。从五阶幻方的均衡和谐布局的数字结构中．我们可以分别找到太极、阴阳、四象、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及其关系的巧妙体现。我们从这里综合地思考易数系统,可能产生一个更广阔而深刻的认识空间。     

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彰显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自始至终的既斗争又统一,以至于唐初之走向融合.     

《周易》与"白马非马"--试论易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易》相传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秦汉以来,学界主流向以《周易》为《易》,"白马即马",结果常使易学研究偏离《易》的本来--卦爻画."周易学"主要是在卦爻辞的基础上以"象"的方式解《易》     

试论元代理学中“太极”之究竟义——吴澄理气论探析

"太极"是中国哲学理气论的重要范畴。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认为,太极即道。他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来区分太极与太一。在对太极的本体性作了初步阐发之后,吴澄又赋予太极以道德属性。吴澄以"理一分殊"的思想为太极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太极与理、道、诚、天、帝、神、命、性、德、仁这些范畴都是同等意义的本体范畴。     

佛教易学发展史综论

以佛教教义解说易理,或以易理解说佛教教义,可以称之为佛教易学,或佛学易。自三国时康僧会引易明佛始,佛教易学从最初的格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易学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儒学的义理哲学化发展,对易学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隋唐时期,佛教界大多借助易学象数、义理权说佛理,在佛教各宗创教立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两宋时期,儒学复兴,宋儒借佛理论易解易,而佛教徒论易反不如儒家为盛。此时,杨简、王宗传等以心学言易而流于禅,开易学新风。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儒家以狂禅解易,流于异学,而佛学界以佛释易、以易论佛也十分盛行,其中,紫柏真可、释智旭更有专门易著,最为知名。民国以来,以佛论易,其风不替。     

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

方以智的博物之学与道德形上学体系,皆托《易》立言。早年,他以"气为真象,事为真数"的象数观,将抽象的象数符号还原为气与人事,并要求以"实证"的方法"核其真",反对将象数神秘化。他并非执着于感性的象数层面,在将"几"的内涵改造成隐晦的、待征乃显的"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天地之几"、"因事见理以征几"的易几观,从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博物之学。中晚年,他将"太极"的内涵引申为心与仁,并藉"太极不杂乎阴阳,不离乎阴阳"的太极观,建构了体用圆融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真可论《易》--《易经》"佛经化"的一个实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易经》“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易经》。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易经》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易经》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