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

论文分"崇尚汉易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批评图书易学"种"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四部分,论述了乾嘉著名易学大师惠栋的易学研究。论文指出:一、惠栋研究《周易》,重视汉易的家法,融通汉易师法,提倡复归汉代的象数易学,体现了他对传统易学的继承与超越;二、作为经学大师,惠栋企图借鉴汉代象数易学理论来指导易学研究,既是他诠释易学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象数易学的生命;三、惠栋梳理汉易各家源流、勾勒其象数学特点,祛除宋儒图书易学中的臆说的流弊,成为清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典范,具有转变当时学风与确立十八世纪经学研究方向的意义。     

阴阳神化与继善成性——宋明儒对《系辞·上传》第五章第一节的阐释

《系辞·上传》第五章是《易传》中最重要的一章,而其释义适巧又未有定论。之所以未有定论,在于其丰富解读的可能性。本文取宋明儒对此章第一节的疏解,分为不相统属的三系五说。综括而言,如本章由阴阳变化之动力论"道",特殊处在于:既直接就天道论述,但又从切近可持的"阴、阳"势能为论述点,则其论述法可划归于"即用显体"的方式。《系辞》之所谓"善",或由阴阳变化之生生不已立论,或由人之自觉地承继天道处言善。所谓"性",则或从万物所受命于阴阳而成其具体生命处说;或由万物之既成之后,复归于天道处说;或由人(或万物)之自成乃因天道之赋性处说。本文既分别展示此节蕴义的丰富,且见此章可为《易传》形上学性格之标示,也表现宋明儒者间诠释立场的差异。     

巴蜀易学源流考

巴蜀易学素有渊源,两汉为滥觞期,六朝为续传期.唐代为总结期,两宋为高峰期,元明以下则为流衍期.自两汉迄清末,历代巴蜀易学著作约有18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然特征却很鲜明,流派众多,“四道”毕备,其“尚辞”者则有苏轼之《苏氏易传》,“尚象”“尚变”者则有李鼎柞之《集解》、来知德之《集注》,其“尚占”者则如汉严遵,而尤以卜筮易、道家易源远流长.至于《易》《老》兼治者,则有严遵、扬雄;发明图书易者,则如陈抟、胡世安;其以佛陀解《易》者,则有苏轼、龙昌期.至于仿圣拟经,由扬雄开其先(撰《太玄》),而王长文(攫《通玄经》)、卫元嵩(《元苞》)诸人继其事,成为巴蜀易学之一大特色.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蜀学发其轫.刘成炘曰:“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蜀学论》)信然.     

《四库提要》易类补正

《四库提要》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其易类17条提要的谬误进行了补正.     

从《周易参同契》看易学在道教中的传播与影响

<周易参同契>作为道教易学的重要代表作,其最重要的特色是会归"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之理,借<周易>言黄老说炼丹.本文将<周易参同契>置于汉代易学的背景下,从黄老道家哲学与道教仙学的发展中,来探讨<周易参同契>如何托<周易>卦爻象为象征符号来隐喻金丹道之内涵,以展示易学在道教中的传播与影响.     

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程氏易学的为政之道

作为北宋时代的洛党领袖,程颐倾其毕生心血所努力追求的就是一种含弘、宽容、合理的社会存在,企图依据易学原理,找到一条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统一之道,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表现出作为儒者“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本文从三个方面一窥程颐丰富的政治思想和同时代的王安石一样,程颐主张改革北宋弊政,提出“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的主张。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二人有很大分歧;在肯定集权君主的前提下,程颐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君臣之间要推诚相待,任用“刚明之臣”格君心之非”;举贤、任贤的前提是养贤,刑罚和教化为养贤提供条件,刑罚齐其众,教化善其俗。程颐更重视教化的作用,因为通过教化可以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丁超五易卦探源说

20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冲击,并导致中西文化之间空前交织和会通,处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丁超五试图会通易学与科学,收集了大量易学文献资料,追溯《易》之源头,探讨了《易》与卜筮、卜筮与科学的关系,提出易道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易学不是专为卜筮而作,易学起源“坤先乾后”等观点。虽然在易学起源问题上他有些提法值得商榷,但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易卦起源,揭示易学中的科学思想,解读《周易》中的刚柔关系,把握历史上易与道家互动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马一浮"六艺之学"视野中的易学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作为"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易学研究在马一浮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无疑具有着"本体论"地位和作用,它所体现的"心之本体",不仅是"六艺"所自出的本原,也是"六艺之学"共同的目的和归宿.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近代分离--《易》与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

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乃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大规模分离.而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实现,<易>作为儒家主要经籍以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宏大叙事与终极关怀,影响了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导致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了以史学为主的"人事"中而非自然事物的研究对象与形而下的研究路径.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或无何可比性: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只有在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自我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中才能得到解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亦复如此.至于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由单一性地归结于<易>或儒家经学,这未必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     

关于《易传》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兼论《易传》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易传》作者有意表明了对《易经》的研究与评价的立场 ,《易传》文本包含有关美学—文学思想的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拾遗补阙 ,论述《易传》之“美”有美在自然、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美乃自然而然、无所为而为等方面的内容以及阴柔之为美及其含蓄的特征 ;又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意义及其影响 ,关于“衰世之意”、“忧患”著书的意义及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等等。论述结合了与古今中外美学—文学理论的比较 ,加强证明了《易传》实为《文心雕龙》之先导 ,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