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传》"易有太极"章要旨释论

《系辞传》“易有太极”章,其本旨既非解释易占中(?)卦的具体过程,也不是要创立一种宇宙生成模式,而是借用宇宙生成论的模式,解释八卦的起源．易占与易哲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

本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四篇的分析,认为帛传四篇为孔子<易>论,其中包涵着<论语>、<孔子集语>、传世本<易传>等反映孔子思想的传世文献所隐微罕见的天人道德观念;帛传四篇表现了孔子在涵括三代以至春秋新旧天人观念的基础上对于天人内涵的初步的哲学改造,反映了孔子将传统的主宰之天转化为道德之天、并将传统的主体对于形上存在的外在超越关系转化为内在超越关系的致思取向,从而凸显了孔子作为当时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的形象;帛传四篇所涵具的孔子天人道德思想补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观与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间的逻辑缺环,是经由曾子(<天圆>)而达致<中庸>、郭店儒家简、<孟子>乃至传世本<易传>所体现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论根据.     

《易传》的天人合一哲学及其对中国封建法的影响

<易传>通过吸取道家的天道观、承袭儒家的伦理观,利用阴阳家的阴阳学说,建构了兼具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哲学,完成了该哲学的世俗化历程.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角度探讨了该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出,<易传>天人合一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道德伦理哲学.它对中国封建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覆议

孔子赞<易>,作<十翼>,自<史><汉>以来,学者习承其说.下逮北宋,始有疑其说之不足恃者;嗣后绍述,代不乏人.民初疑古学风盛兴,疑者益众;然笃信旧说者亦未灭迹.近年大陆地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其盛迈逾前代,尤如马王堆帛本<易>经、传之面世,于传世文献外增加不少可供参考之资料,引起海内外<易>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然而对于孔门传<易>此一近千年以来争讼不休的论题,事实上并未因出土文献而得以论定.近年海峡两岸学者论及此题,即有据新出土文物以坚旧说者;亦有因之而作其他推论以修正新说者.本文即就此一问题,综合传世文献与新出资料重作检讨,提出个人浅见,虽不足以尽释群疑,然于若干相关问题,庶或可得相当的厘清.     

孔子“欲居九夷”探析

孔子叹道不行 ,欲乘桴出海 ,到君子居之的九夷去推行其道。这是历史铁案。但“九夷”是泛指“东夷”———原以山东地区为发源地和大本营的原始土著 ,后来繁衍迁徙 ,分布遍及中国整个东部沿海远及海外朝鲜、日本诸岛 ,且支系繁多 ,具体去处 ,孔子没有言明。孔子之时 ,山东及中国东部沿海已无独立完整的东夷国家可寻 ,倒是被称为东夷国家的箕氏朝鲜尚盛 ,仁义教化 ,有君子之风。箕氏朝鲜始祖箕子与孔子先祖微子同出殷朝王族 ,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者。虑及地理、交通、族缘关系 ,孔子欲居之九夷 ,实暗指箕氏朝鲜。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论《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文化内涵

《京氏易传》是《易》与阴阳家相结合的产物,京房在这部书中极富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易学条例．丰富了卦气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京氏易传》将五行机制输入卦爻之中,以定占断的吉凶之义．从而革新了先秦以卦象与卦爻辞释占的方法,开创了《周易》占筮的新局面。作者还对《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焦循易学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真可论《易》--《易经》"佛经化"的一个实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易经》“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易经》。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易经》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易经》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