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再论《论语》、《礼记》中的"元典道德"

在儒家学说上升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基于生产上的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论语》和《礼记》成为中华民族元典的代表,蕴涵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其对于主体与客体隔阂消解的要义基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继承、吸取过程中,应该追本溯源,进一步深化对"道德个人主义"价值的体认,加大对"个体人"的观照.     

关于《孙子兵法》两次问世的思考

基于孙武由齐国奔吴及《孙子兵法》正式问世于吴国这些史实,笔者认为:《孙子兵法》曾先后有两次问世。本文试从《孙子兵法》二次问世的认识论依据、著者依据、内容结构依据、史料依据、《孙子兵法》十三篇与其他孙武佚文及两次问世的现代理解等方面,分别论述之。并认为,《孙子兵法》的首次问世是齐文化和吴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而修订问世的《孙子兵法》则主要是吴国的战争实践浇灌出来的花朵,吴国的军事文化充实完善了这部罕世之作。     

先秦儒家"习"观念考论——以《性自命出》习性观为中心

"习"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与"性"有着内在联系.孔子、孟子、荀子都对"习"观念及"习""性"关系作出了相应论述,但他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的"习以养性"等观念的考察,发现一条"由性而发,循性而习,尽性而终"的逻辑脉络.以此为中心,这可使孔子、孟子、荀子"习"与"性"观念得以...     

从《〈君士坦丁赠礼〉辩伪》看洛伦佐·瓦拉的信仰本质

作为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的代表作之一,《〈君士坦丁赠礼〉辩伪》因首次通过语文学的方法成功揭穿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谎言而被载入史册。本文基于对该文献的译介,不仅剖析其中所采用的一系列语文学、修辞学、逻辑学和法学辩伪策略,从而阐述其在史学考据领域的“技术”创新,还将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作者瓦拉超越其政治立场的宗教观念及其关于“自由”“真理”和“信仰”的思考。     

引领全国佛教界学习贯彻《条例》

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战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全面落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战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遵循.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春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笔法新释——兼议春秋初期齐、鲁之关系

在现存《春秋》对鲁国国君夫人的记载中,出现过两例极为特殊的用法。一为《庄公元年》所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一为《僖公元年》所记载:“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按照《春秋》的义例,在记载国君夫人时照例应书明其姓。但在这两段文字中,两位夫人同样都来自于齐国,却同样被史官隐匿了“姜”姓。自《公羊》《谷梁》而下,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提出非常多的解释,但都未能形成通解。然而,在史官突兀地改变其记事文例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反映着当时齐国与鲁国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外交态度的转变,故而有必要再行探讨与厘清,力求还原文本真实与历史真实。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易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