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并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郝大通的“易学天道”论

郝大通的"易学天道"论首先论述了道体先天地、生天地的前宇宙图景,其次阐释了天地结构及造物原理、万物属性,最后揭示了成岁原理及岁内、岁外的天道规律。他的"易学天道"论是其"易学丹道"论的理论基础。     

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三）

四、道教义理之学的根基为“道”本原论在历史上,任何传统的宗教信仰或哲学流派,莫不树立有自己的宇宙本原观。它犹同一粒种子,有了它才可能滋长出耸干舒柯、浓荫遮地的大树来。道教当然也是这样。“道”,便是道教最根本、最崇高的信仰原理与宗旨,是宇宙的本原。在道教经典中,“道”亦作“大道”、“天道”、“常道”、“真常之道”、“太上之道”。凡是道教徒皆当虔诚宗仰,否则,“离道”也就意味着“离教”了。正因为“道”是道教信念的最高准则和教理最精奥的范畴,后世奉“道”者、好“道”者才造构出了庞博的道教文化体系。正因为有“道…     

永存的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精华之体系构想

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参照系,以历史的检验和时代的需要为取舍坐标,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精华体系的设想,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框架,以格物致知为进展。以道德人格为归宿,从中展示出天道人道,内圣外王,由理及礼的丰富的哲学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是中国人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它必将在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彩。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     

胡瑗《周易口义》的天道观与性情论

胡瑷《周易口义》的天人观上契汉唐,下启宋明.在天道观上,继承了汉代元气生成论,认为“太极”是宇宙生发的始源,“太虚”是“太极”的一种存在状态,并提出了“天体乾用”的体用观.胡瑷是基于元气生物的天道观讨论性情关系的,他将性分为纯善无恶的天地之性及人之性,人之性是禀受天地之性而来.他认为情有正与不正,而邪情是导致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节情”、“明心治性”、“养气”的工夫论.胡瑗的天道观及性情论在程颐、张载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试论李昌仁的道教炼养思想

李昌仁为清末著名养生家,生卒年不详,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自幼有出尘之志,常于释道二门寻师访道,觅玄寻理,后得遇真师指示真诀大略,再加以勤参苦悟,密修至道,八载功成。李昌仁有感于真道难闻、玄理幽深,于是将自己所悟所得整理成册,成《玄妙镜》一书,以期能为后学指迷解惑。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名为"入道真诠",详解天地生人、人能成     

"天道"与生物医学技术的道德界限

生命伦理学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即缺乏有效规范生物医学技术有序发展的终极伦理依据.中国传统的天道思想具有一种伦理客观主义气质.通过对天道观念的开拓性解释,可以在理论上为诸多生物医学技术划定必要的道德界限.依天道而行,就会避免许多道德困惑甚至生命灾难.     

《系辞传》与《黄老帛书》天道与治道之对照

本文主要分析《黄老帛书》中天道及治道思想,同时对比《系辞传》,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天道观上,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协调合作,并须遵循阴阳之道。在治道观上,两者均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取象。至于《黄老帛书》为实现治道所提出的执六柄与审三名的治术,在《系辞传》中亦不乏相应思想。相比之下,在有形的法度规范上,《系辞传》法治意识较《黄老帛书》为薄弱。     

一部演述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宝卷——明末黄天道《玉律经宝卷》试析

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流传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渲染造势作用。自明万历十八年（1590）神宗朱翊钧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举国上下立即兴起了一股关帝崇拜潮流。作为这场信仰运动的思想回响,关帝家乡的黄天道信徒,以“玄天大帝”名义,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日,在山西一个名叫“松柏亭”的地方,采用扶乩降鸾手段,编写了一部《玉律经宝卷》。在该部宝卷中,作者不仅推阐了关帝作为“协天大帝”所具有的“上司天”“下辖地”“中司世”的至高至尊地位,而且还演述了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神圣事迹,因而在关帝信仰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