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来自全世界各地6500多名宗教领袖、宗教神学家聚集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和精神、道德危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公开发表了得到绝大部分与会者认同和签名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的签署和发表之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宣言》的内容本身,因为它证明了作为宗教与伦理这两种意识形式统一和整合之产物的宗教伦理不仅对宗教本身的现代发展,     

想起圣人

想起圣人,我们不由得心潮澎湃,敬佩他们的人格魅力,赞叹他们的信仰坚贞,歌颂他们的精神不屈,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朝拜之情。 圣人们的一生是生命实践的一生,他们用圣言作     

“亚当·斯密问题”的逻辑张力

“亚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着对立或不一致的问题,最初由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所提出。此后,随着现实与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对立或者不存在对立,而是相互一致的。这些看法都具有各自的积极合理的内容,但缺乏辩证的观点,而没有看到“斯密问题”自身的逻辑张力,也就是说,“斯密问题”所指涉的是现实的经济与伦理之间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斯密问题”所含的这些关系呈现出了一个动态的、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如何认识普世伦理——论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

普世伦理就是道德的普遍性,它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定位与规范体系

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是加强政风建设、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故政府、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伦理进行价值定位,借鉴国外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建构中国当代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体系。     

关于伦理道德与智慧

伦理道德与智慧的关系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伦理、道德与智慧都有联系,但本身都不是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相通,但两者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提倡伦理智慧和道德智慧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全面进步,为此需要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由知识对伦理的辩护到伦理对知识的批判——论知识的伦理价值

古希腊哲学最早将美德与知识相联系,“真”的达到就是“善”的实现,人的合目的性是建立在其合规律性的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此有了独立存在的根据。近代知识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将获得知识与获得幸福视为同一,知识(理性)是建立伦理的绝对普遍的坚实基础,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成为伦理追求的最大价值。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知识的异化,“知识与人的幸福和命运问题”凸现在当代伦理学面前。为知识找寻一条“应然”的光明之路,不仅是伦理学的理论使命,也是人类自身的神圣使命。     

宗教伦理学与当代社会--兼答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这是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作者在简要介绍了文章的由来以后,首先借用万俊人教授《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一书中的材料阐述了西方宗教伦理思潮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然后指出在中国学界展开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并论述了作者对建构中国宗教伦理学的一些想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对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中的三个问题作出了回应：第一,关于“强伦理模式”;第二,有关世界宗教信仰现状的问题;第三,关于普世伦理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     

论管理与伦理的双向整合

科学地揭示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现在关于管理与伦理关系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 ,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何以可能结合的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通约性的角度以及它们生成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