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情感挫折引发行为问题的咨询案例

一、一般资料 王某,女,26岁,未婚,本科学历,公司白领。自幼性格活泼外向,身体健康,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对自己很严厉,因父女关系一直不好,现在外面租房一人独住。工作业绩优秀。人际关系良好。既往无重大躯体疾病史,家族无精神病史。一个多月前和男友分手,男友很快和另一个女孩同居。     

亲子依恋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启示

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依恋对个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早期安全的依恋关系不仅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善。探讨亲子依恋质量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依恋研究的核心之一。结合已有研究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论述了影响亲子依恋质量的主要因素：主要抚养者的抚养质量、人格特点、婚恋依恋风格,儿童的自身特征,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建立安全型亲子依恋的生活启示。     

双性化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性别角色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四所不同类型院校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取向及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学生性别角色趋于双性化,但男女同学趋于双性化的程度有所不同,男女大学生不同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不同。     

中国父母关爱行为的多维度测量研究

运用问卷法,对北京905名中小学生及其父母进行了问卷测量,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父母关爱行为的维度结构进行了检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西方研究者所使用的单维度关爱结构不同,中国父母的关爱行为具有多维度结构,除了情感关爱之外,物质关爱(包括行为关爱和饮食关爱两种)也作为独立的维度单独存在.此外,数据分析显示,中国父母在情感关爱和饮食关爱上有较高的水平表现,小学生父母在情感、物质层面上的关爱表现水平要高于中学生父母,父母的情感关爱表现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并且,父母不同维度的关爱行为与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性别儿童的发展之间,展现出了不同的关联程度,因此也从另一侧面支持了父母关爱行为的多维度结构.     

消费情感、公平感与患者满意感

消费情感是顾客对交易过程是否公平的情感性体验,公平感是顾客满意感形成的基础条件。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患者满意感不仅是对医疗效果是否符合其预期的主观评价,而且也是对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诸如服务行为方式、操作程序规范以及经济利益交换等环节的情感认知性反应。     

消费情感、公平感与患者满意感

消费情感是顾客对交易过程是否公平的情感性体验,公平感是顾客满意感形成的基础条件.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患者满意感不仅是对医疗效果是否符合其预期的主观评价,而且也是对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诸如服务行为方式、操作程序规范以及经济利益交换等环节的情感认知性反应..     

双语控制的神经基础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双语加工和控制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与一般性执行功能有关的最关键的脑区前额皮层,以及其它的相关脑区及神经基础如前扣带回、基底神经节和下顶叶等参与了双语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的双语控制中。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利用第二语言促进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以及利用认知控制训练促进高效率的第二语言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传统情感心理学中“儒道互补”的情感模式

与西方侧重于情感的生理机制及概念的厘定不同 ,中国传统心理学突出了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对主体心理的实际功效 ,它通过两种相异的情感类型———儒家重理性认知的道德情感和道家重感性体验的审美情感之间的相补相成 ,即一种儒道互补的情感模式 ,使主体既可获得合乎规范的社会情感 ,又可享受精神自由的个体情趣 ,进而使情感对主体心理生活的调适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评价中心的评分维度和评分效果

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评价中心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首先,文章讨论了评分维度的数目对于评分结果的影响,以及评价中心中的4个元维度;其次,介绍了评价中心中衡量评分效果的指标,并讨论了评分者培训的分类及其对评分效果的影响;第三,虽然评价中心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但对于其结构效度的研究至今尚无统一结论。最后,文章对评价中心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研究人格特质背后潜在的结构一直是人格心理学家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存在着人格结构因素（维度）之争;而论证某一人格特质结构的文化普适性（etic）或者文化特殊性（emic）,则成为当今人格特质研究者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因而存在着彼一人格结构与此一人格结构能否相容之争。文章回顾总结了20多年来有关《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SFM）,并通过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样本在“六因素”结构中的“人际关系性（IR）”和“开放性（O）”因素上的显性/隐性表现,指出人格因素数量及其理论定性之争很可能仅具有方法学意义,对于真正了解人格的本质并非关键。真正找到人类共有的和某一人群特有的人格特质结构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家超越各自理论、彼此平等接纳、从文化的、乃至遗传的角度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