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一项环视学的尝试性探索

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的问题是: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作为一位西方思想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努力把马克思从当时法国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文章主要以《监视与惩罚》为例阐述福柯如何扩展了《资本论》关于"协作"的思想,借此发展战术、战略、权力、革命、治理术等概念,从而形成其自己的学说。与此同时,我们尝试性运用基于边沁环视监狱的环视观分析这些概念。环视观可能从建筑空间、社会空间过渡到理论空间。这意味着一种"理论环视学"是可能的。     

马克思论宗教（二）

三、宗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宗教观后,主要从事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其经济学的著作中,马克思对宗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做出了深刻的论述。     

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建构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以劳动为本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思考。卢卡奇确定了劳动的本质性内涵:作为目的论设定过程、作为社会实践模式以及作为类自由模式的劳动。以历史性对存在类型进行了划分,以劳动为本体建构的关于社会存在的劳动本体论的基本内涵表现为,自然本体论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劳动创造着人及其本质,目的性劳动驱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卢卡奇的劳动本体论学说对重建与发展马克思实践哲学具有重要启示。     

论美感与尺度

美感就是欣赏主体从符合他的内在尺度的对象中得到愉悦和快乐的感觉或感受的心理状态.一个人能否获得美感,取决于自身尺度的高低.尺度产生于人的两次实践.不断地增长自己的知识,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体验,从而提高自己的尺度,是我们获得美感的不二法门.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神论与实践观——一种基于经典著作的考察CSSCI

在高度评价旧式无神论历史贡献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揭示了有神论观念产生存在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条件,实现了由抽象思辨向具体实践的跨越,使无神论脱离了独断的窠臼,赢得了科学的性质,进而与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     

政治与教育——吉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探讨

以美国学者吉鲁为代表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家,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关键。他认为教育具有权力主导的特征,应以抵制来对付操纵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扩张,反对价值中立,应对当代教育的诸多因素如教师、课程、学生等进行改造,以推进社会的改变。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卡尔·马克思通过苦难寻求美德。他以某种社会反抗的方式寻求美德,是其早年生活经历的结果。但是,他对自己犹太人出身的反应决定了他反抗的方向:经济领域。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将犹太人描绘为贪婪的金钱操控者。几年之后他依然在抨击贪婪的金钱操控者,但他的攻击目标已经从犹太人转向资本家。马克思从未否认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但在抨击富人时,他不再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在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概念的最终论述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都不再重要。迄今人们经常重提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早期著述以试图证明恰恰相反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反犹主义的学说。     

重温《神圣家族》对《蒲鲁东》的分析和评判

对于《神圣家族》这部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合作、他们在世时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品,以往的研究除了注目于"唯物史观形成的前夜"的定性、满足于宏观观照和外围言说外,对其内容细节鲜有悉心的探究,总的来讲处于一种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的状态。本文通过对其中关于《蒲鲁东》一文内容的详尽解读和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做法与我们正好相反。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方式,当蒲鲁东成为马克思与其批判对象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时,他首先以大量的篇幅生动地呈现了这一人物及其思想的复杂状况,又以极其缜密的梳理揭示了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之一的埃德加·鲍威尔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荒谬性,通过对诸多细节的甄别最终折射出两种思维方式的分歧和对立。这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只有深入到马克思的叙述细节中才能理解其当时思想剥离的艰辛和理论建构的意旨。这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看家本领"。     

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溯源:马克思和波德莱尔

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