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社会现实,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访吴晓明教授

吴晓明,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19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     

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