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落成典礼在京举行北大核心CSSCISSCI

9月28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新院址落成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钮茂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阿訇等应邀莅临并剪彩。出席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常委联席会议的神长教友及全国修院的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数百位教内外人士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分别发来贺信。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

儒家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自然、宇宙一体、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以其内在心性的感通性、类推性、扩充性作为其证成为"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为笔者所着力建构的现代共生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笔者倡导的的共生哲学的实质,就是藉以阐明大道或存有是如何在宇宙及其现实世界中彼此共同相处与和谐共进的.因此从共生哲学的意义来看,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上,含蕴着现代共生哲学的基本内涵,它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走出当下的天-人、人-自然、人-我和人-人的对立与两橛,提供了无尽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明鉴.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士林哲学之研究与前瞻

根据祁尔松（Etienne Gilson）的说法,中世纪哲学,尤其是十三世纪的思想,是基督宗教哲学。本文按其在台湾发展时所袭用的名词,称之为士林哲学。士林哲学之传入中国,虽然早在利玛窦时期（1550—1610）已经开始,但真正成为学术思想之主流之一,是最近五十年来在台湾地区的发展。20世纪初士林哲学初传入台湾时,当时的思想环境,对基督宗教哲学并不十分友善,这种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思想家,面对信仰与神学之挑战相似。当时的思想家,融合各种不同的思想派系,对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的观念,重新诠释与批判,批判与诠释是创新的基础。所以,中世纪可说是哲学的第二春,而中世纪哲学之精华,即全盛期的士林哲学。十四世纪唯名论之后,士林哲学逐步式微,于十九世纪末再兴。本文认为,士林哲学在台湾发展之过程,与其在中世纪之盛行,及十九世纪末之再兴,背景虽异但有不少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正是士林哲学之基本思想与立场。本文对台湾士林哲学之发展,从四方面探讨：（1）回到形上学之根以面对新的挑战;（2）形上学基本立场与概念之说明;（3）反思与批判;（4）未来发展之方向。本文所参考之资料,一是已发表之学术文献;其二是与学者们之正式交谈——如学术演讲、座谈会等,及非正式之谈话、访问等。     

"结构":解读古典经济学哲学构架的逻辑中轴--瓦尔特·本雅明:作品、生活、时代和历史的交叠

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概念具有明确内涵、外延并与一定的"知识型"相关,这与西方学者在一般的、含糊的意义使用这个概念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它界划了一种分析的范式,说明了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知识型"的断裂,这种分析范式就是从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探讨社会结构及由这种结构所决定的运动规律,这是"古典经济学"概念之独特内涵所在.福柯等人忽视了古典经济学的"结构"视角而从"劳动"范畴出发,认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修正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中并未产生真正的间断性,这是没有读懂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