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哲学问题

在“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热点话题之际,中国正在现代化的旅途中迈步前行,当西方社会后现代思绪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还在现代性的生存境遇中耕耘劳作,在共时性的生存境遇中,中国要面对各种历时性思潮的冲击,在跨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态势下,我们既要受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又要接受新经济思想的启导,更要依仗自身的经济基础与现实文化底蕴,进行创新性的社会改造运动,力争在未来的世纪里使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体系中最具实力、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开拓和创新

高齐云教授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出版后,在广东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好评,荻广东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现将此书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摘要刊登。     

勇于创新，艰辛开拓的理论探索

高齐云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新著的出版可说是我省哲学界勇于创新、艰辛开拓的基础理论探索的一次长征的可喜成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构架是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老大难课题,所谓“老”,是从1938年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传播以来,直至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学、大学、社会宣传,一直使用着两大部分四大块的模式,80年代以来对这一模式曾引起不少疑难探索和争论,但始终未能从总体上进行清理和突破。     

关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历史学家们习惯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早期历史称之为“史前时期”,马克思在《&;lt;政治经济学批判&;gt;序言》中也使用了“史前时期”,但马克思在这里是另有所指,与习惯用法的含义不同。本来,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明确的,但朱唏先生在《马克思关于     

山西五台山佛医研究所是佛教文化中茁壮成长的一株奇葩

佛教医学是佛教哲学融摄了印度医学而成的具有独特医学体系的宗教医学。中国佛教医学是佛教医学和中国医学相互融合的医药学。以其有独特的医学理论、丰富的医疗经验、特殊的诊疗方法、宝贵的单验秘方、奇妙的气功疗法和优秀的养生保健之法,对于治疗人的心身疾病,促进人的健康长寿,乃至开发人体潜能,都有不可思议的生理和心理效应。因此说,它是佛教文化的精华、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文明成果、世界医药文化中的宝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研究、开发、实用等价值。而五台山佛教医药研究所就是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施医舍药、治病救人、普度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从中西比较哲学视域出发,从三个角度论证《中庸》的身体观：首先,《中庸》文本富含身体观的内容;其次,从历史发展和概念特点的角度,《中庸》身体观可通过与儒道传统身心论加以比较而确立;最后,《中庸》身体观可与西方哲学身心问题对话,与二元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比较有助于说明《中庸》身心一体、身道一体、修身即修道等特点。《中庸》文本的身心一体观既有儒家修身养性层面的意义,也有保身敬德、仁民爱物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两层意味在比较哲学视域当中,都可以展开丰富深刻的哲学对话。因此,儒家哲学身体观具有世界性意义。     

斯宾诺莎的奠基必然主义

对斯宾诺莎的必然主义的理解,必须突破“平原景观”的琐碎本体论框架,转向一种“山地景观”的奠基本体论：不仅要问是否存在必然实体,更要追问,在所有必然事物中,何者最为基础。从奠基的观点看,脱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谈论必然主义并不可行,对严格必然主义的因果决定论辩护也不令人满意;借助对斯宾诺莎反抽象主义的分析,有助于建立一个关于奠基必然主义的类比论证;只有温和必然主义才是一种奠基必然主义,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有助于突显实体的基础性地位,也有助于澄清宿命论对必然主义的本体论依赖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定在”概念

马克思"定在(Dasein)"、特别是"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概念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内涵。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阐释为定在与其背后的支配性本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以人本学批判工人作为定在的非人处境。"社会定在"一方面指经济关系中的特定存在,另一方面指有待实现的人的本质性存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强调经济事实作为定在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劳动、货币、资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超越自然定在、成为抽象一般的过程。作为"社会定在"的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都是现代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结晶,马克思由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的理解。     

立志的“自己本位”及其提升

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