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政治: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之争——I.M.杨的政治哲学研究

在当代西方政治伦理论域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正义论辩激烈且影响广泛,但在差异政治的主将艾里斯·杨看来,仍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支配与压迫的非正义境况,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想还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想都不同程度地培育了对差异的否认,并进而造成了对某些群体和个体的非正义,因而,为削弱"自我发展和自我决定的制度化限制",杨以结构性社群和间接关系为根基尝试性发展了一种差异政治的正义构想.在明同别异的前提下开展差异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多边互动,既为彼此取益,更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离散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离散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它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

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兴趣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从只是停留在经济和社会理论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极少,到50年代后期重大历史事件对左派的影响使得一些人以新的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在哲学上的回应是分裂为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后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使得左派遭受了世界性的大范围的溃败,马克思主义被拒斥为过时了.许多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转向,马克思主义浪潮的衰退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且对他们做出回应,提供了最全面和有力的理论资源,因此它的复兴似乎在继续并且在加强.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解读

在1973年的"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中,汤普森通过给科拉克夫斯基这个受到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热捧、然而在他看来已经出现背叛迹象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写公开信,向第二代英国新左派阐发了他对在英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     

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魅力

在以物质依赖关系和价值多元为特征的时代,贬抑崇高不可避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魅力弱化的时代背景.当前马克思主义"冷漠症"甚至"污名化"的现象不容低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生命力在理论上表现为,它体现了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尺度与人民群众主体尺度的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实践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未变决定了它仍然是当今引领人类解放的思想旗帜,社会主义国家何时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何时就能取得成功,相反,必导致其失败,这是已经被实践所充分验证了的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说是理论上既存的,毋宁说是实践中生成的.     

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四）—回顾：五年和八十年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顾问龚育之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龚育之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甚丰,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1999年完成的“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回顾：五年和八十年”,是一篇将理论、政策和历史研究同党、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兴旺紧密相联系的力作。该文三万多字,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文稿共分六部分：三令五申、历史传统、触目惊心、心所谓危、理论研究、政策界限。这篇文章出台背景,作者在本文前言中已经说明。勿容置疑,这篇文章在当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仍然有质有文,做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他才思敏捷、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会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经龚育之同志夫人孙小礼教授的同意,本文将在《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分四次连载。相信这篇文章的魅力、论理和时代的高度,仍然会感染我们,赞叹它对今天现实的重大意义。     

符号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吗?

作为鲍德里亚的一个重要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其概念体系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阐述,鲍德里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凸现了其与马克思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处于鲍德里亚思想历程的转折点上,蕴含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临床决策与疾病发展的“度”

临床决策是十分复杂的专业劳动,良好而科学的临床决策取决于众多因素,包括医师的临床经验、知识水平、医师的爱心与责任心、患者病情的复杂性、医疗水平与条件、患者及家属的条件与配合程度等等,辩证法的“度”在临床的良好应用会帮助医师准确地把握病情,给予更加适度治疗;真正的个体化临床决策必须由医师与患者及家属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     

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从翻译的视角入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接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经由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摘译、节译特别是转译值得细致考察。翻译发挥了历史规划和主体召唤的巨大作用。从对等词的选择和思想的把握等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过程的有机组成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