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及其实践北大核心SSCI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召开全国性的、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大会,意义重大。首先,从国家层面,说明国家已经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其次,从社会层面,生态环境已经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全社会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从道德建构到政治建构——论罗尔斯的制度理念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坚持政治价值的独立性,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开辟了政治证明的新传统.罗尔斯吸取了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精髓,以公共理性精神为出发点,阐释了政治建构主义的证明方法.他提倡民主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建构主义的理念与原则内在于民主政治生活,消除了先验理性的形上色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所倡导的政治价值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北大核心SSCI

20世纪初,随着乌克兰国家走向独立,乌克兰东正教会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家直接参与教会生活,推动教会独立;国外政治力量公开参与宗教生活,推动承认乌克兰教会独立地位;政府和民间组织为独立派教会提供武力支持;政权支持独立派宗教团体的建立;当局为独立派教会提供宗教场所;国家通过限制正统教规教会,促进独立派教会的发展;独立派教会寻求政治帮助。     

国家荣誉体系：尊崇人民力量的政治象征系统

国家荣誉体系是国家建设的象征领域,中国国家荣誉体系是包含了荣誉制度法律体系、颁授仪式、纪念日设立、公墓建设等一系列内容的整体设计。现代中国国家最高荣誉体系由“五章一簿”组成,国家勋章从称号冠名、勋章设计、表彰决定、颁授主体、制度立法、颁授仪式的时间空间要素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人民意志对国家象征资源的支配,反映了国家的政治价值观,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选择。人民群众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具有改造世界的根本性力量,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重要内涵。国家荣誉体系坚持人民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和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尊崇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彰显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史上的功绩,强调劳动人民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以此塑造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荣誉体系的人民性决定了国家最高荣誉具有的至上权威。     

论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基于政治正当性根源于民的政道观,儒家要求为政者以仁心行仁政。而道德层面的“仁(心)”并不以现实层面的政治分界为限,在必要的时候,亦将寻求超越甚至摧毁现实政治的界限,以改善暴政之下的民众的人道境遇,是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优先的政治观念。然而,此种政治格局并非常态。一旦进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就将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现代世界,二者之间的缠绕、撕扯势必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在现代语境之下,传统儒家王道理想可能需要某种更温和的理论表达。     

坚持宗教中国化办学方向 办好宗教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重视宗教人才培养,确保可持续的人才保障。宗教院校是培养爱国宗教后备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正确阐释宗教教义的重要阵地,是培养现有宗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平台。在宗教院校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起着管方向、管长远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关键问题。     

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沿着双重逻辑展开的,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基础的一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入手,开启了其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从而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开创了全新的思想体     

论柯亨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辩护

柯亨是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等著作中,他从早期专注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对政治哲学的研究。柯亨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通过批     

港、台、海外教会消息

日本大地震后教会开展救援工作 日本神户地区于1月17日发生强烈地震后,建筑物倒塌5万多栋。在受灾地区的教会中,有六处教会建筑倒毁、七所教堂部分受损,其他教会的建筑物受到较轻微的损害。日本基督教团与大阪、京都地区在地震后迅速成立紧急救援中心,当地未受损害的教会也立即开放教堂场所供作救援中心,并成立救助基金,现正进一步开展救助工作。     

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与政府信任——一个基于实证模型的考察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通过互联网途径显著提升了全体居民尤其是佛教信仰者的政府信任。其中,关注法制新闻、高频访问门户网站、使用社交软件和高频访问社交网站的信众信任度的提升更显著,低收入人群的政府信任度也出现显著提升。对政府执政效率的感知是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产生效果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