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     

稷下学宫的务实精神与田齐的兴盛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然而稷下学宫自其产生就与田齐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田齐政权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务实产物。稷下学宫成立后也充分发挥了智囊机构作用,为齐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

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汉、赵政权的正统性竞争与江左内部抨击"取才失所"的政论。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培育司马氏与门阀共同的阶层意识。东晋太学被赋予"崇圣"礼仪空间的意义,为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太元十年(385)新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等礼仪场所以作"国子圣堂",正是对太学礼仪空间化的发展。东晋立太学、国学,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咸康元年(335)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释奠,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竞争的结果。永和八年(352)罢遣国学是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释奠则以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为背景。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     

政治道德及其存在空间

政治道德的存在空间需要从横向与纵向视角进行审视,从横向上看,政治道德与政治理性"同轴"互补,构成了"并列"关系;与政治信仰"虚实"相生,构成了"远近"关系;与政治正义相互"映衬",催生出"高低"的价值位阶关系.从纵向上看,宏观层面的政治道德体现为政治美德,中观层面的政治道德表征为政党政德,微观层面的政治道德表现为官员官德.以是,政治道德的存在空间有了可视化、层次性、立体感的存在,并通过对比参照确证政治道德"求真"融于"求善"的功能定位;"务虚"与"务实"结合的性质定位;"理想"与"现实"统一的目标定位.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及其反思

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产生过影响,推动了巴特神学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凸显在其反对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追求宗教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一是巴特从神学政治范畴上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常年将牧师的工作服务于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二是从神学政治方法上模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人向资本家争取权益而斗争;三是从神学政治理想上借鉴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推动认信教会反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独裁,为教会和信徒争取自由而战。马克思主义对巴特神学的深刻影响启迪我们:一是要扩大和深化与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巴特神学的对话交流,使世界宗教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团结力量;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指导中国宗教工作,要服务于人民群众、时代需要和改革实践。     

善与正当性: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

文章从善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来探讨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区分了作为事物之属性的善与实体之善,认为在孟子那里善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范畴,分析了善内在关联于人与世界的意义创生的深层含义;考察了正当性的双重意义,即个人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治领域内的正当性,指出孟子并没有将这两者加以清晰区分;并且指出善更多地具有作为整体的实质的价值意义,而正当则更多地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色彩,其基本含义与一定的原则、规范相一致。在上述区分和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初步厘清了善与正当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孟子是如何将具有形式意义的正当性加以落实的,最终得出正当性从客观的天命落入行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之自主性中的结论。     

论《论语》中的“禘”及其政治伦理意蕴

“禘”乃历代礼学考究之难点。《论语》中论“禘”之处仅二,后儒原“禘”主要基于文献考证学层面,征引经传子史弄清禘祭制度的本来意义与形态,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定论。而对于殷周禘祭的实态或者说隐藏在禘祭制度中的政治、伦理乃至意识形态的关注甚少,《论语》中的“禘”恰恰又集中于此。再有孔子是否知“禘之说”以及为何“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亦成悬案。因此,对“禘”及其相关问题予以梳理与澄明,意义颇大。     

中国佛教协会组团出席香港佛教三德弘法中心新址启用和佛像开光庆典

1月7日至8日,应香港三德弘法中心创办人净雄法师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组成以圣辉副会长为团长的8人代表团,参加了香港佛教三德弘法中心的新址启用和佛像开光庆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