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统合救助模型:城市低保制度改革中的分类救助问题研究

城市低保制度深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分类救助模型相对于过去的统合救助模型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与超越,是我国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提高了救助的精确度、公平性与效率。由于这一模型出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问题,诸如分类标准的制定比较粗疏、对特殊困难低保对象救助的力度不足、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贫困边缘人群难以被现行制度覆盖、资金筹集及管理工作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等等,影响、制约了新模型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对进一步完善分类救助模型的政策选择进行了全面、深入、针对性的分析探讨。     

行为决策理论之父：纪念Edwards教授2周年忌辰

著名心理学家W ard Edwards对行为决策的学科形成与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简要介绍了Edwards的生平,以主观期望效用模型和贝叶斯决策为核心回顾了Edwards的决策理论、主要成就及其对行为决策研究的学术贡献。文章并从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科普、应用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为决策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Edwards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行为决策研究的主要影响。文章展望了行为决策研究的前景,并呼吁更多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投身于行为决策研究。     

制造行业管理胜任力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571名制造型企业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并验证了制造业管理胜任力结构维度,检验了不同背景因素对管理胜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管理胜任力具有六维结构,包含22个指标,其信度和效度较好;不同管理层次的管理者在制造过程控制和市场营销策划维度上的评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企业规模下的管理者在行业核心理念和产品系统管理维度上的评价有显著性差异;产品系统管理与市场营销策划能力对制造业管理者绩效有良好的预测力。同时发现,制造业管理胜任力不能较好地解释周边绩效的变异量。     

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的整合

工作投入是近期组织心理学家引入的一个新概念,这是一种重视员工职业发展的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工作追求,它与传统职业健康心理学工作倦怠的整合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积极心理学研究取向推动了整合研究的实施;能量和认同量表为整合研究提供了测量工具;员工健康的积极和消极双过程模型是整合研究的主要模型;整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更有利于提高员工的身心健康。今后的整合研究应当在研究方法上增加访谈研究、个案研究和追踪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多研究积极心理因素;在研究范围上加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整合途径上进一步对现有的整合模型进行改进和创新。     

社会偏见的人格因素研究综述

人格特征是导致社会偏见产生的影响因素之一.文章介绍了与此相关的两种理论模型--"独裁主义人格理论"和"双过程动机模型"的主要观点和实证依据,并对其中的争议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梳理和展望.     

汉字记忆中错误联接的码相加效应

采用错误联接的实验范式考察汉字记忆中的码相加效应。实验1采用形码加义码,结果发现对义似形似组的特征诱字错误再认率显著高于义异形似组的。实验2采用形码加音码．结果发现对音似形似组的诱字的错误再认率显著高于音异形似组的。研究表明汉语记忆中的错误联接存在码相加效应。研究结果可用激活混淆来源理论解释。     

童年中期关系攻击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与冷认知理论

关系攻击行为的研究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冷认知理论是关于关系攻击者的社会认知能力的两种主要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将显示出整合这两种理论的优势,将情绪和认知有机结合在一起。     

类别不确定下的特征推理是基于类别还是基于特征联结

共有3个实验探讨归类不确定情况下的特征推理是基于类别进行还是基于特征联结进行。实验1在中文条件下重复了Verde等人2005的实验,得出了与之相符的结果,这个结果用基于类别的理性模型的设想或者是用基于特征联结的设想都可以解释。实验2考察被试在靶类别的类别特征频次并且特征结合出现频次高低不同的条件下特征推理的情况,实验2的结果表明,高集中与低集中两种条件下特征推理没有显著差异,不符合特征推理是基于类别进行的设想,而与特征推理是基于特征联结进行的设想吻合。实验3进一步考察被试在特征结合出现的总频次并且靶类别中特征结合出现的总频次高低不同的条件下特征推理的情况,结果表明,在高结合条件下进行特征推理要优于在低结合条件,支持了在归类不确定情况下的特征推理是基于特征联结进行的设想。据此可以认为,人们的特征推理是基于特征之间联结的频次进行,而不是基于类别进行     

老年人记忆补偿的长期稳定性和变异性：来自维多利亚纵向研究的证据

两种记忆状况组来自于参与加拿大维多利亚纵向研究(VLS)的老年人原样本。一种是未受损伤的控制组(NIC), 另一种是轻度记忆损伤组(MMD)。在基线水平和纵向水平上(即5次追踪或12年)比较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记忆补偿技术的使用。我们使用多水平模型(以年龄和教育水平为协变量)来检验基线水平的差异和长期的变化模式。基线的结果表明MMD组被试报告了近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记忆补偿策略方面有更大的增长。纵向的结果表明记忆补偿的使用在12年中具有明显的稳定性, 但是与努力相关的补偿机制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教育水平这一协变量(可认为是潜在的认知储备指标)和三种记忆补偿策略随时间的不同变化相关。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