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大五人格与主观社会地位变化轨迹的关系：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为了考察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的变化轨迹及人格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对546名高一新生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4次追踪测试。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1）SSS呈阶段化线性增长,且个体间差异显著;（2）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均能显著预测SSS的初始水平;（3）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对SSS的第一阶段变化速度有显著预测作用。结果表明,SSS会在新生入学后1个月内初步形成,且人格与其变化轨迹有关。     

前提顺序和性质对三段论推理的影响

三段论的推理研究关注的是以量词为特征的范畴命题驱动推理机制的认知过程。以气氛效应、匹配理论、换位假说和概率启发式模型为代表的表层特征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三段论的前提顺序和性质对推理的影响。本文梳理了表层特征理论的理论假设,并采用实证数据对比了这些理论模型对三段论推理结论的预测准确性。研究发现,前提顺序影响结论端项的顺序,对结论的性质影响不大。前提性质对结论性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模型对比的结果表明,概率启发式模型的预测更加准确。将“无有效结论”的作答和结论端项顺序的预测纳入模型中是提高模型预测准确性的重要因素。     

高中生父母婚姻冲突、焦虑与教养方式：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两所高中学生的1024对父母进行调查,借助主客体互倚调节模型分析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无论父亲还是母亲报告的婚姻冲突均负向预测自身的温暖接纳,正向预测自身的拒绝惩罚;(2)母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温暖接纳的负向客体预测,缓和了母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温暖接纳的负向主体预测;(3)父亲焦虑加剧了父亲婚姻冲突对自身拒绝惩罚的正向主体预测,母亲焦虑缓和了父亲婚姻冲突对母亲拒绝惩罚的正向客体预测。结果有助于从二元视角理解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以及焦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组织中员工的自愿性工作行为

自愿性工作行为是角色规范之外的自发性行为, 它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以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周边绩效等为代表的角色外行为; 二是以反生产行为、沉默行为、越轨行为等为代表的负面组织行为。自愿性工作行为的产生是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与“建言-沉默”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相反, 在一定条件下且可以互相转化, 本研究将特定类目的转化过程推论至总体, 并用情感事件理论、道德补偿原理及经济理性分析对该推论进行理论论证。     

环形模型:整合人格研究的一种取向

环形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具有系统有序的相关模式的一组变量的取向,它可作为研究思路、形成待检验的理论假设、分析方法、检验其他结构的法则网络系统,具有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数学属性,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人际环形模型对于人际特质结构的探讨,对人际相关心理结构的检验,以及对于人际行为的描述和预测,都有其独特的效力,是以五因素人格特质模型为代表的因素模型的一个重要互补且兼容的模型。本文就人际环形模型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加以介绍,并用人际形容词量表(IAS-R)的实证数据来演示环形模型的分析和检验过程,从而对环形模型的数学属性及其分析检验方式加以阐释。最后论述了该模型对于传统人际评价的理解以及本土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的意义。     

西方志愿者行为研究述评

志愿者行为是在组织背景下, 个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自愿对主动寻求帮助的对象实施的一种长期且无偿的帮助行为; 其形成和发展可以用功能理论、特质理论和多因素模型来解释。志愿者行为的测量工具主要有志愿功能量表、志愿精神问卷和志愿者行为问卷。研究者对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格变量、动机变量及组织因素等志愿者行为的前因变量及志愿者身心健康、社会收益等志愿者行为的结果变量的探讨比较深入, 但在概念明晰、理论整合、测量工具、取样探索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老年人记忆补偿的长期稳定性和变异性：来自维多利亚纵向研究的证据

两种记忆状况组来自于参与加拿大维多利亚纵向研究(VLS)的老年人原样本。一种是未受损伤的控制组(NIC), 另一种是轻度记忆损伤组(MMD)。在基线水平和纵向水平上(即5次追踪或12年)比较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记忆补偿技术的使用。我们使用多水平模型(以年龄和教育水平为协变量)来检验基线水平的差异和长期的变化模式。基线的结果表明MMD组被试报告了近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记忆补偿策略方面有更大的增长。纵向的结果表明记忆补偿的使用在12年中具有明显的稳定性, 但是与努力相关的补偿机制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教育水平这一协变量(可认为是潜在的认知储备指标)和三种记忆补偿策略随时间的不同变化相关。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童年早期社会能力的发展：一个潜变量增长模型

对119名幼儿进行历时两年的三次追踪测试, 采用潜变量增长建模, 检验童年早期的社会能力是否呈线性增长, 并考察气质、性别、母亲受教育程度及其交互作用对社会能力发展水平与速度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社会能力在两年中呈线性增长, 起始水平及发展速度均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2)女孩起始的社会能力水平高于男孩; 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儿童起始的社会能力水平就越高; (3)气质节律性对社会能力增长速度的预测因儿童性别而异：节律性能够负向预测女孩社会能力的增长速度、正向预测男孩社会能力的增长速度。     

组织政治认知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组织政治是组织生活的现实反映,是一种普遍现象,员工对组织政治现象的认知对其行为、态度有诸多的不利影响。本研究运用自行研制的组织政治认知调查问卷,通过对29家企业共1647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的组织政治认知的结果变量,可望为各类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