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君子不器”涵义探讨

"君子不器"是揭示《论语》中对于"君子"的规定的关键,它昭示了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使命应是修德、弘德,而非局限于某些专门的才能。由于孔子对君子使命的这一规定,历史上儒门子弟基于"君子"的士阶层社会特征,认为只有从政和治(儒)学这两条路才是正途,其他如农、工、商、医、卜等等都是"小道"。士阶层是以"务德"为本,不崇尚专门化才能训练的,这与孔子对周代兴衰的反思、与其对政治制度的思考有关。但当受教育人群大大扩充、"君子"概念逐渐下移之后,如果仍然从"务德为本"、鄙视"小道"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器",则会造成空谈流行、"实学"不彰的后果。     

苏轼诗文中宋代饮食文化探微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政治统治的相当开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新兴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文化的高度繁荣等诸多因素，都使得宋代的民俗比前代更加丰富完善。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量记录，反映当时民俗生活的诗歌便应运而生。民俗使诗歌的题材，内容发生新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同时诗歌又在广泛流传中加速了民俗的普及，苏轼的诗文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本文拟通过对苏轼部分诗文的分析，从他诗歌中的“平民饮食”、“养生之道”，以及“自得人生”三个方面管窥宋代饮食文化。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从清真饮食看养生之道(5)

也有含瘦肉精的羊肉在穆斯林饮食生活中,历来推崇羊的营养价值。牛羊吃百草,百草是百药。以羊为主要原料的清真食品,鲜美可口,且有药补食疗作用。然而,由于违法添加瘦肉精,羊也未能独善其身。2011年7月的一则新华社电讯则提醒人们,也有含瘦肉精的羊肉。     

《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

不仅<周易>的形式架构和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到<文心雕龙>,而且<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诸如"道"和"器","文"和"章","象"、"辞"和"意"等,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周易>,就没有<文心雕龙>.     

技术的器官学之思

作为理解技术的概念框架，“器官学”由斯蒂格勒引入哲学界。从词源上看，“organ”的基本含义是“工具”,而“器官”之义到近代才出现。在斯蒂格勒之前，卡普和弗洛伊德已尝试从器官角度理解技术，视技术为“器官投射”或“辅助器官”。斯蒂格勒的广义器官学旨在探讨身体器官(有机体)、人工器官(技术)与社会器官(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人与技术是“转导关系”。基于对器官学诸侧面的刻画，我们可进一步把它理解为关于人与技术的“替补”存在论。技术的器官学之思表明，技术对“此在”具有构成性，人的生存离不开作为人工器官的技术。     

饮食心理

当我们在家里品尝着美酒佳肴的时候，是否也享受过烹饪的快乐呢？当我们坐在高级饭店里优雅地用餐时，是否在展示社会文化赋予我们的礼仪和格调呢？饮食不仅是人们的生理需要，同时也包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     

侗族“牛肉文化”

黎平、榕江、丛江三县侗族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气候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饮食习俗，而喜吃牛肉就是侗族饮食的一大特点，我们叫做侗族的“牛肉文化”。     

器之为道——《左传》、《国语》筮例的筮器问题

在中国观念史上,有一个从神学观念向哲学观念的过渡时期。《左传》、《国语》正是在这个阶段成书,即它们所代表的观念是过渡性的。这反映在《左传》、《国语》筮例的筮具变化上即由龟甲到蓍草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道的显现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龟卜向蓍筮的转变,器具由龟甲变成蓍草,道的主要显现方式也由象数向义理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