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物伦理的主权维度

食物伦理的主权维度是继食物安全、食物健康之后食物伦理研究的新维度,其主要诉求是人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传统、文化、喜好来决定生产、选择、消费食物。实现食物伦理主权维度的实践框架,首先是保护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包括保留种子和传统生产方式的权利,把主权维度的考量融入城市建设,消除城乡分裂;其次是反对连锁大超市对食物供应的垄断,恢复农贸集市,拉近伦理距离,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在食物的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对主权维度的反思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实践框架也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并在国家层面形成长效的支持和保护机制。     

“食物武器”显神威

民以食为天,然而,在古今战争中,有时食物亦可作为出奇制胜的杀敌武器,为世界战争史及饮食文化写上了精彩的篇章。 大豆“炸沉”军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抗日军民得到消息,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本军舰秘密从日本某港口出发,将要经过上海、福州、广州等地,驶向泰国,最后去缅甸支援正在那里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军。这艘船上装的是从我国东北三省掠夺来的1500吨大豆。当这艘日舰停靠我上海港口时,我特工人员巧妙地混上了日舰。他们利用物理原理：大豆吸收水膨胀而产生内压来炸沉日舰的方法,在船底灌了大量的水。放在底舱里的大豆吸…     

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

战争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的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根据战争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战争伦理大致包括“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和“战争责任伦理”三个方面。在战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所谓“正义”问题。“正义”与“非正义”这对概念并非规定战争的客观性质,而是一种煽动人们拥战或反战热情的主观态度和伦理立场的表达。     

从拉菲努斯到热尔松:近代西方权利理论的发端

中世纪西方权利理论研究表明,权利理论不仅是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理论传统,可以说,它是在融合既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的权利理论家们——拉菲努斯、雨果、奥卡姆以及让·热尔松等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们实现了权利理论与古典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之间的连接与融合,为权利理论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也为现代权利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服用黄连禁食猪肉”探讨药食禁忌文化的交融

“服用黄连禁食猪肉”属于服药后的饮食禁忌,此说法雏形可追溯到汉代含黄连治疗痢疾的医简药方,南北朝时期的《小品方》作为转折点,实现了“服用黄连禁食猪肉”的生成和递变,从因病忌口转变成因药忌口,延续至今。服药后饮食禁忌的形成源于饮食禁忌与中医药禁忌文化的交融,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由单纯的药与食忌扩充到了食与食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发物和食物相克之说。对于发物的确定和服药后饮食禁忌的是否遵循,应当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辨证看待,而不是让患者盲目地禁食相关食物,但食物相克对于研究饮食和中医药禁忌文化交融史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论2023版伦理审查办法中受试者权利保护政策与现状

受试者的权利保护是人体试验活动中最核心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国内外法律法规对受试者权利的保护作出了若干规定。基于最新颁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从受试者的生命健康权、知情权与自主决定权、隐私权、获得补偿与赔偿权四个方面,梳理我国医学科学研究中受试者权利保护的政策和现状,发现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实有差距、行政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完善受试者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建立起受试者全方位保护的网络。

     

当面粉被海水浸泡

1831年，一艘英国的四桅帆船航行到法国附近的比斯开湾，遇台风袭击，船触礁沉没。几十名船员拼力游上了一个小小荒岛，没有任何食物充饥。饿得难耐的船员想起船上是有食物的。于是几个水手潜水，从水中捞了些面粉、瓶装的糖和奶油。可面粉被水泡得一团糟，糖和奶油瓶里也进了水，更糟的是没有火，这可如何是好？[第一段]     

读《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感言

本刊在今年的第一期，转载朱维群同志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一文。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正如朱文所说，一个公民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怎么可能既相信以科学无神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相信有神论呢？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