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元音对声调感知边界的影响

本项研究基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声调感知具有范畴性这一结论(Wang, 1976), 以普通话中6个单元音(/a//?//F//i//u//y/, 即拼音a、o、e、i、u、ü)阴平(T1)到阳平(T2)调的连续统(continuum)为实验语料, 用专业语音学软件Praat合成连续统语音样本, 对20名平均年龄为22.90岁的普通话母语者进行声调感知实验, 即让被试对所听刺激进行T1或T2的二选一鉴别测试(identification test), 从而探究单元音的内在音高(intrinsic pitch)与声调感知边界(boundary)的关系。本文借鉴Wang (1976)和Peng等(2010)对元音/i/声调连续统的合成方法, 使声调感知研究拓展到普通话中除/i/之外的其他5个单元音, 对以上两项研究起到一定的对照作用。研究发现, 元音会对T1到T2的声调范畴感知边界位置产生影响, 低元音/a/的内在音高较低, 其边界位置亦始终低于其他元音, 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实验结果证明, 内在音高会对感知边界产生影响, 从而支持了Ohala和Eukel (1976)的“舌位拉伸”假说。     

新生儿语音感知的神经基础:元分析

语言习得能力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重要能力之一。语言认知的核心功能是语音加工, 因此, 语音加工的脑机制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采用元分析方法, 对使用近红外技术考察新生儿语音感知的结构检测、偏差检测和母语感知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 探究新生儿的典型语音感知脑机制以及这三类语音加工相关脑区的异同。结果显示, 左侧额下回是新生儿检测语音结构的关键脑区; 双侧颞叶在新生儿语音偏差刺激检测中发挥关键作用; 新生儿的母语语音加工存在左侧化优势。     

社会拥挤对金钱捐赠意愿的影响：自我表达需要的中介作用

通过四个实验（474名被试）,采用三种不同的刺激物操纵拥挤感,在三种不同情境下测量两类金钱捐赠行为,来探索拥挤感对金钱捐赠的影响。结果发现：拥挤感强（vs. 弱）的被试有更高的金钱捐赠意愿、更高的月度和年度捐赠金额;其中个体的自我表达需要发挥中介作用,即体验到强拥挤感的个体的自我表达需要更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更积极响应金钱捐赠的呼吁。     

高中生自我调节学习与自尊:感知教师支持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采用自我调节学习问卷、感知教师支持问卷及自尊问卷,对334名高中生进行测量,探究感知教师支持及性别在自我调节学习与自尊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自我调节学习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感知教师支持与自尊及自我调节学习呈显著正相关;(2)感知教师支持及性别在自我调节学习与自尊之间均起调节作用:自我调节学习对自尊的影响在女生中更为明显,感知高水平的教师支持缓解了低自我调节学习对自尊的负面影响。     

中国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反应

本研究区分艾滋病知识的两个不同侧面: 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 并第一次在中国探讨这两个不同侧面的知识对艾滋病患者的认知、情感、行为反应的不同预测作用。119名(31男, 88女)来自上海、132名(59男, 73女) 来自广州的大学生参加了本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的大学生: 1) 普遍对艾滋病存在误解, 即认为艾滋病可以通过日常的一般接触传染, 并且, 这种误解和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相互独立; 2) 都表达了对艾滋病患者的厌恶情感、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的不舒服感; 3) 尽管如此, 但都不支持对艾滋病患者采取强制措施, 也不认为艾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是他们自己的责任。研究还发现, 和来自广州的大学生相比, 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对艾滋病有着更多的了解, 对艾滋病患者有着更少的负性情感、更少的消极态度、他们也更少地把感染责任归结到患者本身。特别有趣的是, 本研究发现, 对艾滋病患者的负性反应具有显著预测能力的是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解而不是正确认识, 即误解越多, 负性反应越多。这些发现提示, 中国未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应该继续大力加强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不仅要让人们知道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 还要特别消除他们对艾滋病的许多误解, 从而减少或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许多歧视性反应, 营造一个良好的艾滋病防治环境; 同时,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还应该注意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的防治力度和采取的策略应该和各地的实际疫情相适应。     

规则分类中刺激非规则特征突显条件下的样例效应

用Allan和Brooks的实验范式,采用2（学习轮次：5轮、10轮）×2（项目类型：旧项目、新项目）×2（项目匹配性质：正向匹配、反向匹配）混合实验设计,研究规则分类中非规则特征突显条件下的样例效应。结果发现,在学习5轮的条件下,获得了错误率上的样例效应,在学习5轮和10轮的条件下都没有获得反应时上的样例效应。实验得出样例效应的产生和突显的非规则特征有关的结论。     

信息在人类中传递处理的特点和其进化上的意义

人类信息在世代之间传递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遗传,一种是通过非遗传的途径。遗传信息主要靠遗传基因来携带和传递,对个体的生存和延续是最重要的。而非遗传信息主要靠感觉和学习来获得,这种籍传媒的信息获取可能在人类中才具有。为何在生物进化上,要采用这种先天遗传,后天习得,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来在传布信息呢?目前尚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本文中我们分别就这两个方面发展进行论述。     

母亲的依恋风格影响对婴儿敏感性的认知过程

母亲敏感性对孩子的发育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以往诸多研究已发现依恋风格会对母亲敏感性产生影响,但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依恋风格与母亲敏感性认知过程的关系,因此现有研究无法回答依恋风格为何会对母亲敏感性产生影响。母亲敏感性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整合了与母亲敏感性有关的关键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并将其认知过程分为4个阶段。基于该模型,我们回顾了依恋风格在情感感知、母亲归因、动机反应和反应选择4个阶段的个体差异及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应从时间维度深化依恋风格对母亲敏感性认知过程的影响;应拓展母亲敏感性的多种认知结构对其认知过程的共同影响;应关注情境因素在依恋风格与母亲敏感性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此外,还应进一步探讨依恋风格对母亲敏感性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双重影响。     

幼儿对受助者的能力评价及任务难度感知的作用

受助者接受他人的帮助可能向旁观者发出某种信号——受助者无法完成目标任务,即受助者是无能的。本研究采用行为实验法考察3～5岁幼儿对受助者的能力评价,并探究任务难度的感知能否提高幼儿对受助者的能力评价。结果表明：4岁是幼儿对受助者能力消极评价的年龄转折点。4岁后,幼儿认为受助者能力不如未受助者,即消极评价受助者能力;任务难度感知可以提高4～5岁幼儿对受助者的能力评价。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幼儿如何评价受助者的能力以及如何减少接受帮助带给受助者能力的消极评价。     

手指的感知、运动以及数量表征对数字认知的促进作用

手指是儿童在习得数字符号之前最常使用的表征数量的工具,大量研究都表明手指在数字认知中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仍不清楚手指在数字认知中的作用机制。综述从手指感知、手指运动以及手指数量表征三个方面总结了手指在数字认知中所起的作用。手指感知可能通过影响儿童的数量表征能力间接地影响其它数学能力;与表征量有关的手指运动可能促进了数量大小的加工。关于手指数量表征在数字认知中的作用存在两种有争议的观点：一种认为手指数量表征促进了儿童由非符号数量表征向符号数量表征的转化;另一种认为手指数量表征可能是一种数量语义表征方式。未来应该在发展、作用机制、性别差异等方向继续开展研究,进一步探讨手指在数字认知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