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自我建构与产品类型的调节效应

外观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然而因此而导致的成败案例都很普遍。如何进行外观创新更受消费者欢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基于独特性需求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及自我建构理论,本文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交互作用、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通过3个实验,发现对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而言,高外观新颖性能引发独特性需求从而提高购买意愿,而对于相依型自我建构而言,低外观新颖性则通过降低社会风险感知从而提高购买意愿;同时,本文也确定了产品类型对该机制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实用品,所有消费者都对低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而对于享乐品,所有消费者都对高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睡眠剥夺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探讨

许多行业的决策者必须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做出选择与判断。睡眠剥夺是睡眠不足的实验室模型, 被证明能显著影响风险决策, 但内在机制不明。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提出假设模型, 即睡眠剥夺通过影响个体的反馈加工、风险感知、抑制控制、决策理性, 进而影响风险决策。拟通过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 采用简单赌博任务、概率折扣任务、双选择Oddball任务等研究范式, 对比睡眠剥夺前后被试在执行上述实验任务时的行为差异, 同时比较执行控制网络、奖赏网络等脑功能网络连接强度, 以及任务诱发的FRN等脑电成分在睡眠剥夺前后的变化, 进而论证上述反应被试反馈加工等心理过程的行为-脑电-脑成像指标的变化与睡眠剥夺后被试风险决策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将科学地解释睡眠剥夺影响风险决策的内在机制, 为进一步探讨如何规避睡眠不足导致的决策失误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

从信息加工视角探究个体对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过程, 通过医疗信息来源、医疗信息内容与呈现形式和信息加工主体三个方面归纳其影响因素, 并基于经验-分析式加工理论和字面-要义加工理论探讨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认知机制。今后研究可更注重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通用研究与特殊主题研究的平衡、风险感知测量工具的规范性与特异性的结合, 并立足于中国医疗体系建立具有循证依据的预防措施和配套政策。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在风险社会中看想象之于行动

人的一切认知都是为了行动,而行动则是为了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想象是人的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工业社会中,想象在科学认识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遭到了排斥,只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才得以认可。人的认知活动需要在具体的条件和历史场境中来加以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体系。在工业社会所拥有的认知体系中,分析性思维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分析、抽象、推理等方式而实现认识,并将认识成果作用于实践。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能够适应合作行动要求的认知方式是与相似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而想象则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对于人的行动而言,想象意味着创造、创新。因而,在人类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遭遇了风险社会的时候,我们在致力于思维方式重建的任务时,需要突出想象的功能。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