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中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探讨信任和社会心理支持两个主要因素的效应,分析“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在SARS危机中的表征。结果发现,SARS期间民众通过大众渠道、专门渠道和人际渠道获得信息,并以风险信息的“焦点渐进知觉模式”知觉信息;民众对政府和专家具备基本的信任;我国民众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可区分为情感型和权威型,两种类型对个体有不同的意义。通过整合上述特征,可形成有效的“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     

“双循环”战略下企业供应链风险控制的多目标优化策略

我国“双循环”战略下国际化企业供应链需要同时在两大不同规则市场中运营,企业供应链呈现多目标的管理现状,外循环需要按照国际规则运营,内循环则据国内市场规则运作。兼顾内外市场的双循环供应链的风险控制需要采取多目标优化管理策略。企业面临多目标风险控制管理问题,所以“双循环”亟须研究企业供应链的多目标优化策略方法。本文试图研究“双循环”下企业双循环供应链的风险来源与识别,明晰双循环中企业供应链的管理目标,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验证模型运用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并为企业双循环供应链风险控制提供多目标优化方法和策略。     

国际医学决策学会第30届年会将于今年10月在美国费城召开

国际医学决策学会第30届年会将于2008年10月18日～22日在美国费城召开。今年的国际医学决策学会年会的主题是“比较有效性：挑战与机遇”。围绕这一主题,大会将着重讨论以下沦题：（1）比较有效性研究;（2）风险沟通;（3）应用贝叶斯或其他非实验方法评估临床有效性。大会的主旨演讲发言人为美国医学研究院（IOM）循证医学圆桌会议主任J．Michael McGinnis博士。McGinnis博士将对比较有效性应用以及将比较有效性具体化于政策和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关键挑战与机遇做说明。主旨演讲之后．     

时间压力、个人相关性对不同类型框架下决策的影响

该文以178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三种框架下,时间压力、个人相关性对决策及框架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选择框架中,时间压力大,被试思考点数目少,决策保守;但压力和相关性均没有对框架效应造成影响;判定框架下,相关性越高,思考点数目越多,越不易出现框架效应;决策与思考点数目基本保持一致。     

在获得和失去情境中儿童风险决策的发展特点

以5～6岁、7～8岁、11～12岁儿童以及大学生为被试,让他们分别在获得情境和失去情境中进行风险决策,以考察儿童的风险决策发展特点.结果显示:(1)在获得情境中,5～6岁组、7～8岁组和大学生组被试冒险、保守决策各占50%左右,11～12)组被试保守决策占60%左右.(2)在失去情境中,所有被试的冒险决策均多于保守决策,但成人的冒险决策更明显.(3)与获得情境相比,在失去情境中儿童更倾向于冒险决策,偏好反转现象普遍存在.     

情绪调节改善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任务厌恶中介作用

先前研究表明,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则拖延行为越少,但情绪调节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仍不清楚。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与否主要取决于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之间的权衡。因此,情绪调节可能是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或提升结果效用来改善拖延。为探明此问题,本研究选取高拖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分为积极重评组(34人)和无效策略组(34人),对两组被试进行了为期7天的经验采样法的纵向追踪(共14次)研究。结果发现：(1)后测中积极重评组执行意愿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2)后测中积极重评组任务厌恶显著低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后测中积极重评组结果效用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3)任务厌恶降低量中介了情绪调节对拖延改善程度的作用,而结果效用提升量不能中介此作用。结果表明：情绪调节主要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来提升执行意愿,从而降低拖延行为,这为从情绪调节角度干预拖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的作用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257名中国航线飞行教员、机长和副驾驶,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分析探讨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风险知觉和危险态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1)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高风险容忍飞行员的驾驶安全行为水平显著低于低风险容忍飞行员; (2)风险知觉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即高水平的风险知觉削弱了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负向影响。(3)危险态度在风险容忍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且这种中介作用的实现又受到风险知觉的调节, 即危险态度对飞行员驾驶安全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从风险决策中的多次博弈到单次博弈：量变还是质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amuelson于1963年发现人们在单次和多次博弈条件下决策行为不一致。文章综述了两种博弈条件下人们决策行为的差异并质疑了这种差异的传统理论解释机制。描述或预测决策行为的风险决策理论其实只采用了一种评价法则—— 期望法则, 始终没有跳出“最大化”的窠臼。基于实验证据, 我们推测, 多次博弈时人们遵守了期望法则, 而单次博弈时人们所遵循的是非补偿性法则。从多次博弈到单次博弈, 不单单是一种博弈次数上的变化(量变), 而是代表了从期望法则(补偿性法则)到非补偿性法则两种策略之间的转变(质变)。最后, 文章介绍了单次、多次博弈问题在医疗、应急管理以及投资领域的体现, 并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单次、多次博弈问题。     

跨期选择和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经济决策包含两个传统问题：跨期选择和风险决策。跨期选择分为冲动决策和自我控制,当冲动决策时,优先激活了与中脑多巴胺神经元相联系的旁边缘区域,包括伏隔核、眶额皮层中部和前额叶中部;自我控制即选择延迟决策时大脑双侧前额叶和后顶叶皮层神经活动增强。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大脑皮层和杏仁核与风险决策联系密切。     

医院内部风险基金制度与病人安全初探

医疗活动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相对确定性一对内在矛盾,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医疗过失等是影响病人安全的主要因素。在目前以医院为管理主体的前提下,建立医院内部风险基金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意识,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是保障病人安全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