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记忆中的概率学习效应:加工分离框架

采用加工分离程序(PDP)与多项加工树模型,对比检验PDP与背景鉴别模型的构思效度;操纵加工水平与项目比例,考察再认记忆中的内隐学习效应。结果表明:(1)包含和排除测验都表现出加工水平效应,包含测验具有视听通道效应。(2)在单一操作中分离出意识回忆和自动加工两种过程。(3)在语义编码条件下出现了概率学习效应,自动加工可能具有情境依存性。未发现支持背景鉴别模型的结果。     

工作记忆成分在传递性推理中的作用

采用双任务(dual-task)实验范式,探讨工作记忆成分在五项系列问题(five-term task)这种传递性推理中的作用。被试为80名大学生,实验材料为32个空间和时间内容的传递性推理题目。结果发现:(1)空间位置和时间关系的推理结果都支持心理模型理论,而不支持形式规则理论。(2)在推理前提的加工阶段,中央执行系统和视空间模板发挥着关键作用,语音环路没有参与;而在结论的推理阶段,工作记忆的三个成分均发挥了作用。(3)传递性推理在工作记忆系统中采用视空间编码进行表征。     

来源监测实验中的源记忆测量

来源监测实验既涉及到研究项目探测、来源甄别两种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又涉及到研究反应倾向。当研究目的着眼于测量或比较不同来源源记忆或不同控制变量组在同一来源上的源记忆效果时,把来源甄别和项目探测两种认知过程及反应倾向分解开是十分必要的。通常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对此收效甚微,多项式加工树模型旨在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右腹外侧前额叶对高抑郁水平成年人社会情绪调节的作用：一项tDCS研究

已有的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研究证明, 右腹外侧前额叶(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VLPFC)是社会情绪调节的重要脑区, 激活RVLPFC可显著降低人们对社会性负性情绪体验的强度。社会功能受损是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人群的重要特征之一。该群体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高, 且对负性社会情绪体验的情绪调节能力降低。在本研究中, 我们采用外显的情绪调节任务, 研究了高、低抑郁水平的两组成年人被试在RVLPFC接受阳性tDCS后其情绪调节能力的改变。结果表明, 虽然采用tDCS激活RVLPFC可帮助被试通过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减弱负性情绪体验, 但高抑郁水平被试的负性情绪强度下降程度明显小于低抑郁水平被试。另外本文还发现, 与源于个人的负性情绪相比, tDCS效应对源于社会的负性情绪(即社会排斥)更强。本研究是采用电或磁刺激提高抑郁人群社会情绪调节能力的首次尝试。实验结果表明, 高抑郁水平成年人的RVLPFC仅通过单次、短时间(34 min)的tDCS激活, 其情绪调节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这提示对抑郁倾向群体或抑郁症患者的干预或治疗需要多次施加tDCS。     

接纳承诺疗法的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被认为是行为治疗“第三浪潮”的重要代表。本研究使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ACT的作用机制。通过数据库检索与筛选, 最终纳入文献50篇。结果发现: ACT所假设的心理灵活性、接纳、此时此刻、价值的中介作用都达到统计显著, 认知解离这一中介变量并不显著; 中介机制在网络化干预中仍然得到检验; 相较之传统CBT, ACT在所假设的机制上有其区别于CBT的优势。后续临床研究应更全面地测量6大核心机制, 关注对美好生活提升的影响, 采用多点瞬时评价法, 并尽可能使用更高级、更先进的统计方法检验其作用机制。     

不同SOA下视觉返回抑制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

基于外源性线索-靶子范式, 采用2(线索-靶子间隔时间,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ies, SOA：400~600 ms、1000~1200 ms) × 3(目标刺激类型：视觉、听觉、视听觉) × 2(线索有效性：有效线索、无效线索)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完成检测任务, 以考察视觉线索诱发的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IOR)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 从而为感知觉敏感度、空间不确定性及感觉通道间信号强度差异假说提供实验证据。结果发现：(1) 随SOA增长, 视觉IOR效应显著降低, 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增强; (2) 短SOA (400~600 ms)时, 有效线索位置上的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小于无效线索位置, 但长SOA (1000~1200 ms)时, 有效与无效线索位置上的视听觉整合效应并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在不同SOA条件下, 视觉IOR对视听觉整合的调节作用产生变化, 当前结果支持感觉通道间信号强度差异假说。     

平行竞争还是序列加工?——来自空间关系推理的脑电证据

本研究应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推理的双重加工理论中两个系统T1与T2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假设逻辑推理者(LR)的推理过程启动T2系统,而非逻辑推理者(IR)在推理过程中会启动T1系统,工作记忆的参与与否作为区分T1与T2系统的指标。研究结果显示空间关系三段论推理可分为识别-对比-推导-保持四个阶段,两类推理者在推导阶段与结果保持阶段存在明显差异。LR的推导与保持阶段需要工作记忆广泛参与,而IR的推导过程主要进行视觉操作,在保持阶段抑制信念冲突,这个过程不依赖工作记忆。这表明LR的推理过程主要启动T2系统,IR的推理过程有T1系统参与,对信念与逻辑冲突的探测不需要T2参与,符合混合模型。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将“挫折-攻击”模型与一般攻击性模型相结合, 提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对心理过程具有交互作用, 阐明了认知评估、情绪唤醒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能很好解释在道路冲突中, 驾驶员的攻击性持续升级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在道路攻击性驾驶行为事件中, “肇事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模糊不清, 这有助于更好地确定攻击性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和道路安全的影响, 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及机制

情绪智力是知觉、使用、理解与管理情绪的一组能力。既有研究常将情绪智力与其亲社会性联系起来, 却忽视了它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工作场所中情绪智力的负面效应体现为对内有损身心健康和工作绩效, 对外导致情绪操控和消极行为, 其内在机制可结合自我损耗效应与情绪智力策略模型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和特定情境机制, 以及开展群体层次的情绪智力负面效应研究。     

不同手指表征方式对数量表征能力的影响

采用距离启动范式,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手指表征方式对数量表征能力的影响。实验首先验证单手表征中不同手指数量表征方式对小数字（1～5）认知表征的影响;实验2则进一步采用中国人特有的单手手指表征,考察其对大数字（5～9）认知表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小数字中出现了标准手指表征方式语义层面的位置编码、非标准手指表征方式知觉层面总和编码的激活;但大数字中两种手指表征方式均出现了语义层面位置编码的激活。此结果与计算模型理论一致,说明当手指数量从少到多变化时,标准手指表征方式为语义性的符号数量表征;而非标准手指表征方式由知觉性的非符号向语义性符号数量表征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