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库管理:如何避免失败

近年来,生物库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生物库已经成为了生物制药和药学研究领域新的必备基础和来源。生物库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极具挑战性的,甚至有些令人望而却步:它既要将现有生物样本库转化成基因学研究的新的研究工具,又要建立大规模人群生物库。建立或维护生物库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收集工作,而是要通过生物库管理来赋予其特定的知识价值,这种知识价值可以产生相应的医疗健康意义或某种经济价值。生物库的成败与否,生物库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管理体系的确立和有序模式的建立,其建立可以为分类提供策略,并最终建立一个互动的网络体系,这个互动网络体系呈现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中:科学/技术领域,医药/卫生领域,产业化经济领域,法律道德和社会政治领域。     

人类健康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由于人类赖以存在的水资源、空气和土壤等受到严重污染,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人类某些疾病的产生甚至爆发,对人类健康和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一方面,需要对医学模式进行重新审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逐渐突显,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最终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需要以人类健康为导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生态中心主义观;依靠科学技术,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完善国家健康发展战略,制定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建设健康城市,营造生态优美的人居环境。     

临床例证看医学模式的转变

对于情绪疾患的管理,护理发挥重要的作用.情绪疾患可发生在任何年龄组、任何种族和社会阶层.在美国,1900万成人存在抑郁,女性终生发生率为24%,男性为15%.在发达国家,严重抑郁时5岁或以上年龄组人群主要的致残的原因.在慢性疾病患者中,情绪疾患发生率比较高,比如在COPD、哮喘和结核、糖尿病等病人中,抑郁或焦虑等发生率比较高.目前,临床疾病的治疗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后果,比如遵从治疗方案、减少加重,延伸到更广泛的方面,包括帮助病人达到理想的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水平[1],这里需要在传统的药物、技术等治疗的同时,需要护士把自身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整合到治疗管理方案中,去教育、聆听,与病人及其家庭有效的交流,把病人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即心理、躯体、情感、精神等诸多方面,获得理想的临床和健康效果.     

人体美与健康美

自1988年6月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邱琳枝、彭庆星主编的<医学美学>以来,特别是1990年成立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以来,我国学者对"医学美学"(medical aesthetics)概念的研究逐渐深入,围绕着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的定义、对象、任务、体系结构及其对现代医学模式转变和未来医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为轴心,展开了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     

"三资"企业劳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三资"企业不断增长,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主要反映在劳动者劳权的实现状况和劳资关系冲突方面.通过对三个外资企业的个案研究说明,外资企业存在着三种劳资关系模式,即冲突型劳资关系模式、谈判-契约型劳资关系模式和利益一致型的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主的劳资关系模式.企业类型、投资方式、企业规模、生产要素的配置、企业文化传统以及在地政府的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     

个性心理因素与非理性金融行为研究

采用问卷法对个性心理因素中的人格、决策模式与非理性金融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格、决策模式对非理性金融行为有显著影响,不同人格类型、不同决策模式的个体的非理性金融行为差异显著。研究发现,人格、决策模式对各类非理性金融行为以及各类非理性金融行为总和的预测力皆达显著,并且对不同的非理性金融行为有不同预测力;理智型、即时型、依赖型的决策模式与感觉-直觉人格维度对非理性金融行为总和的预测力显著。     

西藏雄色寺佛乐“绝”及其“绝耷”研究

一、寺庙的形成和绝耷音乐源流雄色寺位于拉萨市曲水县拉萨河对岸山谷里的索其山半山腰上,是西藏藏传佛教著名的尼众道场,有180位左右的尼众在此长年闭关修行,故此在藏传佛教尼众道场中颇有影响,受到广大女性信众的崇敬和欢迎。该寺由帕木竹巴的弟子格尔贡崔成僧格修建于1181年[1],当初为竹巴噶举派的一个支系,但是比较注重希解派的修习。格尔贡崔成僧格1205年圆寂后,该寺逐渐成为修习宁玛派教法的尼众寺院。     

行政模式的转型与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

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不是一个内涵固定不变的范畴 ,随着行政模式的变迁 ,行政的方向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也会有相应的要求 ,专制行政、精英行政和公共行政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要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就其核心道德责任而言 ,专制行政要求忠诚 ,精英行政追求效率 ,公共行政呼唤公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能谈论中国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及其实现的问题。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上)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