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逆境中何以建言?成就目标视角下员工建言韧性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

在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 员工建言对于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建言研究普遍认为, 当环境不支持建言时员工会减少建言行为。然而, 并非所有员工都会在逆境中放弃建言, 有的员工甚至会在逆境中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为了回答员工何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这一基本问题, 探索员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 本文将首先探讨建言韧性的概念内涵, 并开发建言韧性的测量工具。然后, 以成就目标理论为基础, 对三种目标定向促进或者抑制员工建言韧性的路径和条件做出分析。最后, 探讨建言韧性对员工后续建言行为和领导者建言采纳的影响。本文回应并拓展了建言研究的前沿问题, 也为组织了解和培养员工的建言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教师教学自主权与教师领导力的关系：心理授权和教学自主性的中介作用

教师领导力是指教师在课堂内外带领同事提升专业技能,与其他教师和校长合作处理学校事务的一种专业特质。为探究教师教学自主权与教师领导力的关系,以及教师心理授权和教学自主性的中介作用,从而寻求提升教师领导力的路径,研究选取403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教学自主权与教师领导力呈显著正相关,且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直接效应;（2）教师心理授权和教学自主性分别在教学自主权与教师领导力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教师心理授权和教学自主性在教学自主权对教师领导力间发挥部分链式中介作用,即教学自主权的提高会促进教师心理授权和教学自主性的提升,进而促进教师领导力的发展。     

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基于双系统模型的机制探讨

为了考察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并基于双系统模型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问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青少年多领域冒险行为问卷对1720名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1549份。结果发现：（1）特质焦虑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自我控制在特质焦虑与冒险行为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越大。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差别对待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同胞不同经历问卷、关系网络问卷和问题行为量表对开封市1179名初高中学生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同胞关系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差别对待和同胞关系呈显著负相关。（2）同胞关系在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父母差别对待→同胞关系→外/内化问题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受出生顺序调节;与年幼个体相比,父母差别对待对年长个体的同胞关系影响更大。出生顺序会调节父母差别对待对同胞关系的影响,提示二胎家庭要更关注年长个体的变化。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

正2014年1月9日,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两个心理学基地,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共建协议书签字仪式。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教授出席签字仪式。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针对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如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