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数学教师职业知识的结构与内在关系

本研究以小学数学分数起始教学为媒介,通过自编的小学数学教师职业知识测验,考察了162名小学数学教师在学科知识、一般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实践知识等三类知识上的表现,并据此探讨了这三类职业知识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编的小学数学职业知识测验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教师的学科知识和一般教育学知识能显著地预测其教育实践知识。     

清掉心灵的垃圾

有一个大学生,对文学十分痴迷,每天勤奋读书写作,梦想着将来能在文学领域闯出一片天地来。毕业后,他到一家贸易公司做了一名业务员,随着业绩越来越好,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来辞职成立了一家公司,经过几年的打拼,成了一位身家几百万的大老板。     

儿童学业情绪的领域特殊性研究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问卷,选取六年级与八年级被试共516人,考察儿童学业情绪的领域特殊性。结果表明：1）儿童学业情绪存在普遍的显著性学科差异;2）各学科学业情绪都存在比较普遍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男女生在各自的优势学科中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情绪,六年级学生学业情绪优于八年级学生;3）在各个学科中,家庭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表现出比较强的一致性,家庭支持与积极性情绪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家庭支持对消极性情绪存在较为复杂的影响机制。     

论制度伦理的立论基础

一、公共生活领域是制度伦理立论的客观基础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制度伦理成为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基本上不去追问制度伦理的立论基础,他们或者认为这一立论基础是不言自明的,或者将其隐含在自己的论述之中;而是直接对制度进行伦理分析,甚至只就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并提出了所谓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的结论。     

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反思与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日益成为热门领域。时至今日,尽管对于公民(市民)社会这一源于西方的术语是否适用中国还有争论,但学术界的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公民社会一词也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时,制度环境多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海外论者多用新生的(nascent)或初期的(incipient)来形容中国公民社会,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及成长的可能性。当制度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之路何在?这无疑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关于建立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思考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形式多样,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它的出现,既有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更有制度条件.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要从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管理监督等从多方面着手,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第三讲：循证外科的实践与探索

1循证医学是解决临床外科的常见难题和新挑战的新方法在循证医学理念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外科医生也同样受到循证医学的冲击,认识到在外科领域各专业都缺乏足够、高质量证据的现状,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安于这种状态[1],因此,衍生了循证外科(evidence-based surgery,EBS)。在临床实     

学习自我效能感:是一般的还是针对特殊领域的?

自我效能感的一般与特殊问题直接关系到对自我效能感本质的理解,是自我效能感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本文运用自编和他人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各种不同层次的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各层次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习领域各层次的行为表现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试图对学习自我效能感是一般的还是针对特定领域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研究结果发现:各种层次的学习自我效能都会对学习成绩产生预测作用;越特殊的自我效能对相应学习领域影响越大。这既说明针对特殊领域的自我效能对具体行为有更大的预测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般学习自我效能的存在与作用。     

大学生一般两性交往中的性别角色差异

为探讨大学生一般两性交往中的性别角色差异,用相关量表对31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化、女性化量表与一般两性交往量表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不同性别的性别角色类型分布有显著差异;在一般两性交往质量量表总体得分上,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性别角色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其中双性化和男性化类型者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化和未分化类型者,性别和性别角色无交互作用。这表明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与一般两性交往质量密切相关。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将“挫折-攻击”模型与一般攻击性模型相结合, 提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对心理过程具有交互作用, 阐明了认知评估、情绪唤醒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能很好解释在道路冲突中, 驾驶员的攻击性持续升级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在道路攻击性驾驶行为事件中, “肇事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模糊不清, 这有助于更好地确定攻击性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和道路安全的影响, 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