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通玄与日本华严思想——以李通玄对明惠的思想影响为例

李通玄对日本华严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日本镰仓时代华严思想家明惠的思想中。在《解脱门义》中,明惠基于李通玄的三圣圆融观、佛光观等,对华严宗的理论和实践做了重新阐释。明惠在继承李通玄思想的同时,结合日本佛教的特色,对李通玄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吸收了弥勒上生信仰和密教信仰的要素。明惠的华严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是建立佛光观等观想的仪轨,将在中国展开的义理华严改造为仪轨华严。     

从道家“顺应自然”视角看《红楼梦》养生方式

道家“顺应自然”思想对中国古代医学有深远影响,《红楼梦》作为古代经典小说,其生活习惯场景的描写可使我们了解古代贵族的养生方式。文章从道家“顺应自然”的三个观点出发,结合《红楼梦》养生方式,分析其具体的保养过程及对健康的作用。首先通过适度养生观,分析质朴养生及有节养生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具体应用;其次通过相对养生观,分析平衡养生及辩证养生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实施过程;最后通过和谐养生观,分析自然养生及无为养生思想在《红楼梦》中的保养方式。     

特色小镇形态构建的时间观与价值取向研究

文章以当今我国各地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为研究对象,站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特色小镇形态构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思考。在对特色小镇内涵进行简单概述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记忆、小镇同质化发展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特色小镇形态构建强调时间观与价值取向的必要性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特色小镇形态构建的时间观与价值取向,最后介绍了特色小镇形态构建注意事项,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特色小镇形态构建的合理性、科学性,使其更具当地风土人文特色。     

鸦片社会医药文化内涵史学与哲学反思

着眼于中西医戒鸦片烟毒之比较,进行鸦片社会医药文化内涵史学与哲学反思。经比较发现,中医药较之西药戒鸦片烟毒更具“科学与文化”互补的况味,并富含“修身养性”的文化内涵。由中医戒烟组方得出哲学启示:整体观、调和观可与对抗观互补;中医学戒烟毒组方理论符合自然辩证法;中医学戒烟毒的“引药”理念及“顺应性”治法可融会顺势疗法体系,并可纳入哲学“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语境。在现今社会吸毒“沉渣再起”时,中医药戒烟毒尤具优势。     

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分析

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人心是何?现代新儒家的心理观

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如何深化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联系,促进其对心理学的贡献成为了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以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在批判性接纳科学心理观的基础上,主张心理是多层次的存在,强调了心理的自觉性、能动性、生成性、道德性等内涵。新儒家的心理观既能启发本土学者妥善解决中国文化与心理的关系,又能推动建立一种既关注大脑生理机制与心理机制又蕴含本土内涵的综合心理观。     

诠释与转换：积极心理健康及其当代理解

积极心理健康是积极心理学理论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积极心理学理论本身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一种应用。积极心理健康以积极为核心观念,以人的积极品质为研究对象,注重人的个体差异的研究思路,引领和推动传统心理健康从关注人的消极品质转向人的积极潜力,从而使心理健康的主题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     

基于线索的顿悟问题解决:图式和表征操作的影响

对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共270名被试在不同线索条件下解决顿悟问题T puzzle的表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图式运用水平的发展,知觉定势在单一线索下对高二被试的限制作用更为明显,导致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被试的问题解决时间短于高中二年级;(2)由于表征操作能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增大需操作表征数目的线索不利于五年级被试的问题解决;较高的表征操作能力发展水平使得高二被试在多重线索下有更好的解决成绩;(3)与图式相关的线索并不能有效提高儿童解决顿悟问题的效率。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