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的完全归因模型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组织行为进行归因认知的必要性,分析了组织行为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全归因"的概念并分析其要素与过程.为推进归因理论的社会应用,本文进一步给出了完全归因的初步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时空环境和心智环境的复杂性,并将归因推断与归因效果分析统一起来,对组织行为的归因认知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公共精神的践行者、伦理道德的垂范者,应当遵循公益至上、公而忘私、公道正派、严谨勤政、廉洁高效的角色道德规范.公务员在角色扮演中存在着多重角色、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权力与权利、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扮演中的角色定位混乱、权力运用偏差、责任担当不足、道德修养欠缺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社会调控以及公务员的道德自觉加以解决和克服.     

试论慈善行为的发生

慈善行为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同情或者恻隐之心是慈善等道德行为的微弱原始激发动力。要实现慈善行为的最终落实,离不开正义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慈善道德教育的熏陶。而要实现个体经常性慈善行为,还必须大力培育个体慈善义务和责任。     

论反思性道德的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

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以人之自然本性或者人之超验理性为其基础,而杜威却要摆脱这两者的限制,力图走第三条道路以兼顾两者的合理成分.他把人之境遇性的生活实践作为道德存在之基础,并在此之上解构反思性道德的封闭性,继而建构它与生活习俗、行为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它们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如此就把反思性道德看作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与生活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实践过程.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

为探究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父子依恋和自尊的中介作用,采用父亲协同教养问卷、父子依恋问卷、自尊量表以及长处与困难问卷对613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2)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睡眠时间参数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338名学前儿童为被试,采用母亲报告法探究了学前儿童睡眠时间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消极情绪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睡眠总时长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而睡眠总时长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夜间睡眠比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显著,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对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内化问题行为,而对低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夜间睡眠比对其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并不显著;夜间睡眠比与消极情绪性对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