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作答时间数据的改变点分析在检测加速作答中的探索——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

相对于传统的离散作答数据, 作答时间作为连续数据, 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改变点分析(change point analysis)技术在心理和教育领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本文一方面对改变点分析在心理测量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总结和分析; 另一方面, 将基于作答数据的两种改变点分析统计量推广到作答时间数据, 将改变点分析技术应用到测验异常作答模式：加速作答speededness的检测上。采用两种检验方法：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 分别在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的条件下, 实现异常作答模式的检测。结果表明, 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加速作答行为的检测具有很高的检验力, 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I类错误率。实证数据分析进一步表明本文中所使用的方法具有应用价值。     

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内隐性别偏见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内隐性别偏见与合作行为的影响,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和三种合作范式进行了两个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1）积极想象性接触能显著降低不同性别个体对异性的内隐性别偏见。（2）积极想象性接触仅能显著增加个体在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内隐性别偏见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积极想象性接触既能减少个体对异性群体的内隐性别偏见,并可进一步促进两人情境中与异性间的合作行为。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逆境中何以建言?成就目标视角下员工建言韧性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

在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 员工建言对于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建言研究普遍认为, 当环境不支持建言时员工会减少建言行为。然而, 并非所有员工都会在逆境中放弃建言, 有的员工甚至会在逆境中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为了回答员工何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这一基本问题, 探索员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 本文将首先探讨建言韧性的概念内涵, 并开发建言韧性的测量工具。然后, 以成就目标理论为基础, 对三种目标定向促进或者抑制员工建言韧性的路径和条件做出分析。最后, 探讨建言韧性对员工后续建言行为和领导者建言采纳的影响。本文回应并拓展了建言研究的前沿问题, 也为组织了解和培养员工的建言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基于双系统模型的机制探讨

为了考察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并基于双系统模型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问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青少年多领域冒险行为问卷对1720名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1549份。结果发现：（1）特质焦虑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自我控制在特质焦虑与冒险行为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越大。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差别对待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同胞不同经历问卷、关系网络问卷和问题行为量表对开封市1179名初高中学生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同胞关系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差别对待和同胞关系呈显著负相关。（2）同胞关系在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父母差别对待→同胞关系→外/内化问题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受出生顺序调节;与年幼个体相比,父母差别对待对年长个体的同胞关系影响更大。出生顺序会调节父母差别对待对同胞关系的影响,提示二胎家庭要更关注年长个体的变化。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