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世界主义与权威:1937-1956年的毛泽东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飞机迎着暴风雪,降落在陕西北部共产主义首都延安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机上有莫斯科派驻中国共产党的新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还有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当时由中央委员会派驻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的陈云.     

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

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     

颌面赝复学发展中的整合理念

口腔颌面赝复学是研究和利用人工材料对颌面部缺损进行修复的一门学科,而学科间的交叉和整合则是医学的发展方向。从颌面赝复学的固位方式的改变,材料学的进展和仿真效果的提高等方面论述了各学科新技术与口腔颌面赝复学的整合对口腔颌面赝复学科的促进和发展。     

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书,是他从马克思哲学观点出发．批判现代消费社会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这是一个风格消失、意义走向零度化的社会,日常生活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谋者。从日常生活批判出发,以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列斐伏尔的理论主题。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短讯

2009年10月16日至18日,甘肃省基督教教牧进修班的全体师生,前往“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学员们表示,要学习“哈达铺”精神,发扬革命传统,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爱国爱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构建和谐的人类社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护、研究和解释、切实实现八万大藏经的报告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向邀请我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国际佛光会、香港佛教联合会深表谢意。     

最不愿单独面对的人

1954年10月1日,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加之与共和i国同生日,他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的自豪感。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父母被隔离审奄,他从10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而且日夜胆战心惊,连街都不敢上,怕被人打。1969年他15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成了海军航空兵的一名电器员。因为几年的“饥寒交迫”,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     

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求证

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急于实现他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导致他在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夸大反社会主义的敌情.他晚年的主观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不是<正处>,而是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