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伦理分析

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两种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GDP崇拜其实质就是唯效率崇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道德的困惑和系列社会问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     

论传媒伦理的界定

要科学地界定传媒伦理,首先,不能偏离伦理“致至善”的本性;其次,须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及应用伦理学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传媒伦理的理论进路。本文认为,传媒伦理首先是对人们媒介行为中善恶选择的系统性探究,它系统地研究道德善的媒体当如何履职、媒体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其次,与人们实际生活相关的是,传媒伦理也试图界定那些构成价值与生活规范的,被作为个体、群体或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原则性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及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传媒伦理的基本理论、实践中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提高传媒伦理建设水平的措施等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就媒介伦理的功能、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建构、媒介伦理的研究历史作了尝试性的探讨。但也应该看到较之医学伦理等其他分支伦理学的研究,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的研究空白。     

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争论,提出了如何看待"胚胎道德地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从生物性、理性功能以及人的潜能性来界定胚胎的道德地位。通过对三种观点的分析,本文强调坚持人的尊严原则,是推动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核心和归宿。     

企业伦理的管理学态度——论德鲁克的企业伦理思想及其对企业伦理学的拒斥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伦理思想,其企业伦理思想线索和体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企业责任和伦理必须遵循伦理普适性原则,如同儒家伦理所主张的那样;由于管理者继承了社会的领导权力,因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仅限于其职能、权力和能力的范畴;管理者必须重视相互依赖的和和谐的关系。但是,德鲁克是“排斥”企业伦理学的。他反对企业伦理作为一个学科而不反对企业伦理本身。     

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的制度化缺失与建构方略

作为公务员职业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职业伦理规范总和的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为公务员“依法、廉洁、高效、公正”行政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在经济转型、文化冲突、矛盾突显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面临制度伦理价值沦丧、制度困境、制度界定模糊、制度伪适应症等制度化缺失问题,我们要从“职业化”、“法制化”、“政治化”、“组织化”和“现代化”等五方面提出公务员职业伦理精制度化建构方略。     

范式转换与道德生活史的研究

伦理学就是一种生活观。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范式的转换,即由思想史转向道德生活史,研究社会变迁视野中的道德变迁,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伦理关系,研究民众层面的日常道德生活。     

职场负面八卦对被八卦员工行为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的元分析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职场负面八卦对被八卦员工行为的影响。然而,目前关于二者关系机制的研究视角较为分散,且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为了厘清职场负面八卦与被八卦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对2000年以来51个研究、61个样本的197个效应值进行了定量整合,基于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构建了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行为的解释机制,探索了负面八卦感知属性和文化差异在调和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行为矛盾结论方面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职场负面八卦对被八卦员工的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职场负面八卦具体通过降低积极人际认知对被八卦员工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从负面八卦感知属性的调节作用来看,当员工感知已被负面八卦时会表现出更加消极的行为,而当员工感知将被负面八卦时则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行为。从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来看,西方文化情境中职场负面八卦对被八卦员工行为的负向影响弱于东方文化情境。以上结论对于研究和管理职场负面八卦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助推手卫生的行为干预策略

保持手卫生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策略,但是如何提高其依从性成为预防传染性疾病和减少医疗机构获得性感染的一大挑战。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手卫生助推干预以更“隐性”的方式将洗手转变为一种可自动触发的行为习惯,弥补了以知识分享和健康宣教为主的传统手卫生干预策略的诸多局限性。基于影响机制的不同,手卫生助推干预策略可分为提供决策信息、优化决策选项、影响决策结构、提醒决策方向4个大类的框架体系。多模式助推策略的有效性也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但目前还非常缺乏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开展的助推洗手行为的干预研究,今后可尝试基于行为科学理论有针对性地在医院、学校和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此类干预研究和实践,为感染防控、疾病预防和改善公共健康做出相应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