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突破现代理性之限——生态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伦理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为目的,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现代理性的产生,所以,真正的生态伦理就必须从思维方式入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梅洛-庞蒂:自然反思的两间性——兼谈ambigu(i)té的汉译名

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史上,自然的研究一直被本体论的二元性——即知性的透明性与不可还原的事实性的并置所困扰.梅洛-庞蒂对自然的反思正是从批判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开始的.在他对自然的追同中,他以人的身体为根据揭示了身体与世界、人性与动物性在整全性意义上的相互包含,并从发生性维度阐明了反思在身体上的涌现.这间接地为我们确立了自然存在的两间性,并最终致力于对传统二元本体论的突破.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财政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稳定机制与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预期效应和供给的正向冲击两种作用机制理论诠释了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然后利用三种财政调整时期定义对1979-2009年间中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潜在时期进行划分,并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政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对产出增长在紧缩时期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由于非凯恩斯效应此时处于支配地位,财政政策对产出增长的总效应也表现为非凯恩斯影响;但是在正常时期和扩张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且凯恩斯效应在扩张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过度医疗中的信任与可信任性

综合了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对过度医疗的研究,从医患双方各自的资源、权力和利益等角度出发,认为在过度医疗中,医患双方在信任和可信任性上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即患者对医生有较高的不信任性,医生容易同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的患者发展出良好的信任-可信任性.     

知情同意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基本的医学伦理原则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在医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中有着不同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涉及到一系列的医学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定.这一原则的兴起和发展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与20世纪西方社会的权利运动以及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关.     

医学与非医学大学生对遗体捐献认知的比较研究

考查医学与非医学大学生关于遗体捐献认知的差异.对9所高校在校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比非医学大学生对遗体捐献知识掌握更为准确,其信息途径主要来源于学校教育;医学生对待遗体捐献事业的关注度和赞成度也更高.但是两类学生的捐献意愿并无差别,影响因素亦无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