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之善——从原初状态阐释行政伦理

近代,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即公共之善.通过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关切,或者说是对个体未来不幸的可预知的恐惧,社会中的个体关注代际与未来的幸福,至少是为避免不幸,基于此,给予不幸者利益分配上的照顾,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同类不幸的悲悯,更像是慈善的储蓄.这些理论都是理性与平等精神支撑的以单一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人际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考量人类幸福源泉的学说,这种逻辑不仅在抽象的政治学理论中绽放光芒,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公共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政行为的公共性,伦理视角考量的公共行政及其依托的行政权力必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行使,即使行政人员有“经济人”思想作祟.公共之善的基础在于个体之善的旨归,在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乃是最高的道德的思想困囿下,行政行为不仅是强势人的代言,更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者的“安身立命”.除了法治匡治行政行为之外,保护弱者,实现人人平等,进而实现理想中完美的公共之善,已成为行政伦理考量下的行政行为之必须.     

霍布斯论经验的有限性

“经验的有限性”是霍布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是指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在经验、能力、知识等方面是极为有限的、不充分的、不确定的。经验的有限性与欲求在多个层面上构成了充分的张力,语言、理性、宗教等皆可视为超越经验有限性的努力,但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验的有限性。经验的有限性造成了欲求的转换,激起对权力的追求,自然状态的景象正由此推导而出。通过对经验有限性论题的阐发,《利维坦》获得全面贯通的解释,其神学背景也显现出来。     

积极情绪促进对积极刺激注意偏向：投入与抽离

一系列研究结果被认为反映了积极情绪促进投入注意至积极刺激的偏向。然而,由于所使用的范式不能分离对积极刺激的注意投入偏向和抽离偏向,这些研究结果也可能反映了积极情绪促进从积极刺激抽离注意更少的偏向。本研究采用音乐聆听和事件回忆唤起被试的积极或中性情绪,随后要求被试完成点探测范式的变式任务,通过中性-中性条件与一致条件的反应时之差测量投入偏向,以及不一致条件与中性-中性条件的反应时之差测量抽离偏向,探讨积极情绪究竟促进投入偏向,还是促进抽离偏向。结果表明：（1）相比中性组,积极情绪组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中性-中性条件和一致条件的反应时之差。这说明,积极情绪没有促进投入注意至积极刺激的偏向;（2）相比中性情绪组,积极情绪组的不一致条件与中性-中性条件的反应时之差更大。这说明,积极情绪促进从积极刺激抽离注意更少的偏向。由此,积极情绪并不促进投入注意至积极刺激的偏向,而是促进对积极刺激的抽离偏向。     

汉语“知道”的逻辑刻画

经典认知逻辑中的知道算子具有性质"知道的皆为真",但这不符合汉语直观。在汉语中,所知之事的真假还取决于认识能力的高低。本文提出一种觉知模型来解释汉语中的"知道"。在此类模型下,"知道?"可以解读为"在当前觉知情形下认识到?"。当前状态并不一定被觉知,由此解决所知皆真的问题。文章引入觉知语义学,将其与信念逻辑进行对比,然后给出公理系统并证明其完全性。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论消费者的知觉选择

在社会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时刻都在感知着周围的商品信息。人们对消费中外部环境输入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加以选择使之有机化,并作为有意义的首尾一贯的外界映象进行解释,即为消费的知觉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人对商品认识的起点和基础。研究表明,消费者在知觉周围的商品信息时,并非将其全部输入大脑,只是按一定原则对邵分信息加以接受,由此导致消费者的购买     

硕士生压力知觉、状态-特质焦虑、完美主义与睡眠质量的关系

对581名硕士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索压力知觉、状态-特质焦虑、完美主义和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压力知觉可通过状态焦虑间接影响睡眠质量,但以直接影响为主。（2）特质焦虑通过压力知觉和状态焦虑间接影响睡眠质量。（3）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可直接影响睡眠质量,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睡眠质量没有直接影响,两者均通过特质焦虑、压力知觉和状态焦虑形成链状中介间接影响睡眠质量。     

城市贫困中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的关系

采用情境式自豪感问卷、青少年外显自尊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以城市非贫困生为对照,对400名城市贫困生的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进行考察。结果发现:(1)城市贫困生随年龄的增长,自豪感和外显自尊呈下降趋势,抑郁状态受年龄的影响不显著。女生自豪感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贫困生自豪感与外显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状态呈显著负相关。整体自尊、学业自尊与人际自尊对自豪感的预测作用显著;(3)人口社会学变量中父母亲工作、文化水平、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对自豪感、外显自尊、抑郁状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时间知觉的脑机制:时钟模型的困境和新导向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神经系统是通过类似于时钟的方式来实现对一段时间的知觉的,并认为多巴胺能系统(基地神经节)和时钟的快慢有关。与多巴胺信号有关的药物的动物实验的结果以及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患者的行为表现被看作是支持以上看法的证据。然而,最近的大量研究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结合行为研究和脑机制研究的新成果,研究者提出了知觉信息可以通过神经活动状态或加工中的能量消耗来表达。     

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

采用观察法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在中国被试中经过修订的IFIRS进行编码;以即时互动满意度和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分别作为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预测指标,检验夫妻互动行为两种效应的不同。结果发现:(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和积极情绪分别在自己的社会支持和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和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问题解决和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具有客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