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学生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比较研究

该研究采用问卷测查的方法,对广州、重庆、兰州等地城乡774名中小学生进行了社会现代化特征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学生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正确,对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涵盖面比较全面,但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缺乏必要的认识.此外,青少年学生的生活环境与教育经历很大程度影响着他们对现代化特征的认识面与着重点.     

初中学生人格培养的实验报告

目前,许多家长非常重视对孩子智力的开发,而忽视了非智力因素即良好个性的培养。本文旨在说明：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既要开发智力,又要培养情商,达到二者的统一,即成功f=(情商&;#183;智商),使我们的孩子都能成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与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健全人格的培养与发展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前提。以“群体适应性”为中心内容的班集体建设目标体系的构健,是调动学生自觉培养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创建个体适应群体,群体适应个体的“双向适应”的班集体氛围,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是培养学生主体型人格的重要条件。     

增强群体适应性，消除身残儿童心理障碍

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寻求各种积极措施,通过“克服自卑——改变性格——正确评价——家校结合”的模式,对其施加良好的心理影响,进行有的放矢的心理辅导,培养学生在逆境中的健康心理素质,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协调发展,消除心理障碍,增进身残学生的群体适应能力。     

对独生子女增强群体适应性的实验研究

从一个个有不同心理特征的儿童到共同适应一种群体生活,而且可以在这个群体中团结合作,共同为集体争光。这个心理发展过程与集体教育是分不开的。集体中的教育将对这些孩子的一生起到作用,会帮助他们适应集体和社会,以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应21世纪高度竞争的时代,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义。     

论电视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负面影响

本文探讨了青少年在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一关键时期 ,“电视文化”对他们的负面影响。侧重在电视的文化内容、传播方式及特点等方面对电视影响青少年与社会的直接感知和互动 ,易引发青少年的惰性 ,妨碍其他技能的提高 ,导致青少年与家庭交流机会减少等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述 ,旨在提醒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引起重视 ,并注意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正确引导。     

1992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一项横断历史研究

我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真的在逐渐下降呢？为回答这个问题,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研究”这种特殊的元分析方法,选取1992年至2005年间107篇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研究报告,分析了111925名中学生在该量表9个因子上得分随年代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SCL–90的7个因子均值与年代正相关显著（0.22~0.35）,7个因子均值的增加量为0.09~0.22（效果量d为0.06~0.35）,这说明1992至2005年间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在缓慢增加,即中学生健康水平缓慢下降。(2)SCL–90的7个因子的标准差与年代间正相关显著(0.19~0.38),这说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再像以前那样趋同,而是逐年变得更为分化。(3)中学生SCL–90得分与社会威胁、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三方面的10项社会指标相关显著,这说明社会变迁是预测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初中生假想观众、个人神话与其互联网社交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以初中生为被试(n=372),探讨了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初中阶段:(1)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随着年级升高而呈直线上升的趋势;(2)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3)假想观众观念对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也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4)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中的无懈可击成分通过对互联网社交使用的喜好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     

论医德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心理养成

近些年来,对医护人员的负面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医德问题开始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许多医源性伤害事件的发生,不断使社会对医护人员这一职业群体产生怀疑,导致公众对医护人员职业信任度的降低,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医护人员群体的形象,间接影响到了医护人员在患者心目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医疗护理的质量。     

水渠

幼年的孙楠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音乐老师,母亲在歌舞团工作。他从5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和民族唱法,后来又到歌舞团学习吉他和美声,15岁那年,他组织了一支乐队,并且在当地的一次青少年乐队比赛中大放异彩,他也因此声名鹊起。     

群体关系与问责对信息共享意愿及谈判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就国人的群体关系与问责对谈判者行为及信息共享意愿进行考察,试图探讨文化对谈判者的影响。通过对128名在校大学生的模拟谈判实验,发现谈判者在群内谈判比在群际谈判时有更高的信息共享意愿和更少的强硬行为,群体关系和问责对信息共享意愿及主观利益冲突有交互效应。具体而言,高度问责时,谈判者在群内谈判比群际谈判时有更多的信息共享意愿;低度问责时,谈判者在群内谈判比群际谈判时有更少的主观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