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心理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任务。多数国家都有这种社会需求,使得心理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界学科。心理学确实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但在面对某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时则需要特殊的处理方法。在不同体制国家里所做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对一个国家里提出的心理学问题,还必须在本国内做进一步的基础研究。每个国家都需要这种心理学的本土化过程。本文提供一些研究案例,其研究成果既是有意义的,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为和谐社会做贡献,作者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     

孩子成长中的心理需求

孩子成长过程中主要有四大心理需求。 一是,需要被爱与价值感。 孩子需要父母的爱,被爱使孩子有安全感与价值感。父母对子女示爱除了使孩子体验到被爱的满足之外,也使孩子知道因何事而被爱,从而明白是非观念。     

不同线索下特质焦虑个体的返回抑制

焦虑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近年来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热点。为探讨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特点及其返回抑制能力是否受不同线索的调节, 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29名, 低特质焦虑大学生28名完成线索-靶子任务。要求被试在提示线索消失后, 对位置进行快而准地辨别反应, 分别探索中性和情绪性提示线索下被试的返回抑制。结果发现：(1)在中性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平均反应时慢于低焦虑个体。(2) 在情绪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在负性线索下的反应时小于在正性线索下的反应时; 高、低焦虑个体在各种SOA条件下均出现了返回抑制, 但各组返回抑制量受到情绪线索的调节：在正性情绪线索条件下, 两组返回抑制量没有显著差异; 在负性情绪线索下, 高焦虑个体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低焦虑个体。这表明, (1)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受到刺激信息的影响：只对负性情绪线索出现注意警觉; (2)只有在涉及负性情绪信息时高、低焦虑个体返回抑制能力才有差异, 高焦虑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线索的抑制困难。     

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773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需求与结构:现代家庭视角下困境儿童保护的政策研究——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国儿童社会保护试点区的案例分析

儿童保护的社会政策及实践离不开家庭与社会的参与。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困境儿童的保护政策,但在实践中仍不乏困境儿童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形。究其缘由,既有政策上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责任及分工不明确、"家庭"在儿童保护政策系统中的严重缺位问题,也有政策偏重物质保护而轻视社会服务、轻视家庭能力建设的问题。本文立足"现代家庭"的政策视角,基于天津市的案例调查,在评估和分析当前困境儿童的五大"保护需求"基础上,揭示了现有社会保护政策及社区服务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并尝试构建"以现代家庭为中心"的困境儿童保护政策的基本框架。     

行为决策研究的新取向——基于经验的决策

基于经验的决策是指,在统计概率情境中,个体通过重复选择与反馈获得选项的收益分布信息后进行的决策.基于经验的决策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探索-利用范式和探索→利用范式.其暗含的决策人假设是朴素直觉统计学家.其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描述-经验的差异及其原因,以及基于经验的决策内部过程.未来的研究主要从描述-经验差异的原因、描述性决策范式下的结论的重新检验、基于经验的决策的解释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     

康德-图林佯谬及其消除——兼论“图林测试”的道德哲学意义

将具有自由意志的"图林机"看作康德式"理性存在"的一种理想模型,可以提供道德哲学讨论的替代性方法论基础。但是,这里首先会遇到一个佯谬:通过图林测试的图林机要以"说谎"来证明自己是"理性存在",从而违背了(道德的)理性法则。这就是所谓的"康德-图林佯谬"。我们的论证将表明,图林机不会说谎,从而康德-图林佯谬并不存在。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