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与外显倾向性道德敏感的关系及其预测源分析

以228名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倾向性道德敏感问卷(MDSQ)以及其它有关量表考察其内隐与外显倾向性道德敏感的关系及其预测变量。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表现出在倾向性道德敏感上更高的内隐效应, 而女生则在外显倾向性道德敏感的移情内疚、移情烦扰等因子上得分高于男生, 在惩罚倾向因子上低于男生;大学生被试的外显、内隐倾向性道德敏感没有显著相关;自我监控、道德态度强度均能在不同程度上预测内隐与外显倾向性道德敏感的关系, 自我监控的预测作用相对较高。     

国人腰骶椎隐裂发生率特点及相关因素

为了探讨腰骶椎隐裂发生率特点及相关因素,回顾分析了1082例螺旋CT检查信息,以12个月为间隔将18岁以下508例共分18小组,比较腰骶椎隐裂发生率有无统计学差异,找出差异的年龄段规律。并统计574例18岁以上隐裂发生率,结果显示0岁～8岁、8岁～14岁、14岁～18岁小组发生率分别为94．0％～97．2％、46．9％～52．4％、19．1％～20．8％,各年龄段内小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三大组总体发生率递减,有统计学差异,18岁以上为16．0％,由此我们可以把骨性椎弓发育分为三期：0岁～8岁为生理性未闭合期,8岁～14岁为闭合过渡期,14岁以上为闭合稳定期。     

内隐社会认知研究发展述评

20世纪末期兴起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从揭示社会认知无意识成分的角度。为探究社会心理的实质提供了新思路。该文就内隐社会认知的理论发展及其研究方法沿革进行综述,并对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社会意义及应用价值做一述评。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对创造力人才特点的隐认知

该研究对48名基层领导干部的访谈和631名基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通过访谈初步研究了基层领导干部的隐创造力概念,并在访谈基础上,通过因素分析等方法,编制了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创造力人才特点量表。研究发现,中国基层领导干部对于创造力的理解更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非“无中生有”。在他们看来,创造力就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加以整合利用,在既定条件的约束下,用独特的方法来解决公共服务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并取得成效。中国基层领导干部的创造力人才特点包含工作灵活、激励带动：掌握新技术、敢于突破、善于学习5个维度,各维度之间有一定相关。     

暴力犯内隐攻击性研究

该研究采用IAT测验对暴力犯的内隐攻击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1）暴力犯内隐攻击性信念和内隐攻击性评价的IAT效应显著高于一般群体;2）暴力犯内隐攻击性与外显攻击性相关不显著;回归分析表明内隐攻击性信念与刑期相关显著。     

观点采择对内隐刻板印象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对大学生在观点采择和控制两种条件下,性别-职业刻板印象的内隐联想测验结果的对比进行实验。研究表明：观点采择策略的干预效果明显,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在明显地减弱;在性别-职业刻板印象上存在内隐效应,而且没有性别差异,无论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受到观点采择策略的干预,男女被试均表现出同等的情形,说明内隐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内隐的和无意识的水平上观点采择无法完全消除刻板印象;实验证明研究设计的性别-职业刻板印象的IAT纸笔测验版本是可行的。     

中国人心理账户的内隐结构

“心理账户”是个人、家庭或企业集团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记录、编码、分类和估价的心理过程,它揭示了人们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内在认知编码。研究对全国9个省市1268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二阶因子验证发现：中国人的心理账户系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3－4－2”分类结构。即收入账户有“工作相关的常规收入”、“非常规的额外收入”和“经营收入”三个账户;开支账户有“生活必需开支”、“家庭建设与个人发展开支”、“情感维系开支”和“享乐休闲开支”四个账户;存储账户有“安全型保障账户”和“风险型存储账户”两个账户。心理账户的分类研究对探究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有重要意义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三个案例的再辨析——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简评

邓晓芒对儒家亲情道德的批评主要在于他尚未充分理解儒家的“仁”及其从我做起、从亲爱起的道理,所以总是从“路人”的立场和法律的视角对亲情道德进行外在的仲裁;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又往往略过道德主题本身,将亲情道德的案例扭曲为法律和利益的案例,这样,他就既可以“私”来理解儒家的“爱”,又可以“私亲”来定位儒家的“爱亲”,从而将圣贤的行为扭曲为罪犯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解与“一父而载(再)取名”的直躬之“直”以及墨子对儒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反向批评有类似之处,但又完全服从于其对传统进行攻讦的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既无助于历史文本的澄清,也无益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诬妄的批判——答邓晓芒教授

邓晓芒教授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他最近对儒家"亲亲互隐"的批判仅是其中一例.此例展示了邓教授之批判的诸多特征第一,邓教授的批判表征为一种典型的"外在式"批判,即通常所谓"以西律中";第二,邓教授对他所批判的对象即儒学缺乏应有的知识;第三,邓教授为批判儒家而不惜曲解其批判赖以立足的参照系即苏格拉底;第四,邓教授肆意曲解论敌以迎合其批判;第五,标榜"客观"、"逻辑"和"理性"的邓教授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倒是充满了情绪、偏见和逻辑混乱.凡此种种,足证邓教授之批判的诬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