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国家,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从西晋起两国的佛教就开始有了交往,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当时来唐学习和巡礼的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隋唐长安佛寺壁画研究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就佛寺的历史脉络而言,该时期达到顶峰,表现在佛寺建筑和壁画创作。其壁画艺术无论以释仪像和诸经变为创作主题,还是以宗教类释仪像画,造型上突出地刻画了宗教的灵异,洋溢着对佛教法力的膜拜,在它身上凝聚着社会变动的内容。     

浅谈佛教美术对唐代民间绘画教育的影响

佛教自从东汉时期传入,便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倡导、社会财力的富足等原因,使寺院数量极多且规模宏丽。在这样的背景下,图壁刻塑等佛教美术活动成为唐代民间绘画的主要内容。佛教美术促进了民间画工美术教育的发展,形成以画样、粉本为主要教育媒介,以合作画壁为主要手段的师徒传带教育形式,并初步发展为中国古代民间绘画教育的基本形态。正是这种教育模式孕育出了盛极一时的唐代绘画,造就了唐代美术辉煌灿烂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化书》中的教学思想解析

谭峭,字景升,号紫霄,泉州人,南唐国子司业谭洙之子,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五代后周时期尚见其活动之迹。谭峭无意仕途,学得道教辟谷养气之术,隐入山林,常以酒为乐,以云游传道为业,恣意行事,终其一生。其事迹最早略见载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①后有宋人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为其立传。据《佛祖统纪》卷四二所记载:“显德四年957年),隐士谭景升居终南山,与陈抟相师友。著《化书》百十篇,穷括化原。”谭峭所著《化书》是五代时期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探索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同时把道家的寡欲无为和儒家的仁政德治结合起来…     

两宋道教内丹学的发展与成熟

道教自东汉中期出现之后,降及隋唐,主流教派所崇尚的外丹黄白之术逐渐向以静功、存思、气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内丹路径发展。钟、吕内丹道即内丹道教的先导。①两宋是内丹道的成熟阶段。一、两宋前内丹学的兴起与传承道教的修仙方术于唐宋之际由外丹学转向内丹学,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内丹道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初开皇年间(581-600),罗浮山道士苏元朗(道号青霞子),称得大茅真君秘旨,撰《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及《旨道篇》,首倡内丹之道。②但隋唐时期,外丹道仍占主流地位。内丹道自隋青霞子苏元朗开宗明义、唐崔希范、钟离权、吕洞…     

隋唐佛学研究的新突破

佛教发生在印度,但发展却是在中国。因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佛教理论。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了极盛,形成了各宗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要研究中国佛学思想,首先必须重点研究隋唐佛学思想,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佛教学所达成的共识。     

中国佛教写经与日本书道

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经典的汉译也同时开始。汉文佛教写经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佛教的东传,汉文佛教写经也流入日本,于是日本便开始了写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佛教写经实际上启蒙了日本书道艺术。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僧人的频繁渡海,传法求学与佛教书法及碑帖名迹的大量东渡,缔造了以“三笔”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书法家,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真正确立。     

浅议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艺术

佛教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被进一步的中国化,而隋唐时期政治背景的稳定,经济的富足均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佛教的装饰艺术也在此期间达到了高潮。通过对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艺术的探索,借以探寻唐代佛教装饰艺术中的民族化装饰审美理想,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