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必须考虑风土性因素——以“电车难题”为母题

对于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伦理学规范的讨论，往往以“电车难题”为母题。不过，西方学界处理电车难题的思路，主要就是在义务论思想与功利论思想之间打转，而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用以处理道德两难的自动推理系统的思路。而在上述处理进路中被普遍忽视的，便是“风土性因素”在紧急避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这里，“风土性因素”可以被理解为在特定文化与地理场域中具有特定特征的司机关于如何进行紧急避险的缄默习惯。从立法角度看，未来可能出现的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法规，应当在合适的尺度上容纳上述“风土性因素”,以便降低可能的执法成本。而这一诉求自然就会倒逼今天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对我国各地区司机所默认的紧急避险原则进行系统的调研与统计。而从技术角度看，要在为自动驾驶技术匹配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以某种足够灵活的方式实现“风土性”原则，我们就需要对现有的基于符号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主流技术路径进行大胆挑战。     

宗教和谐:宗教工作的新目标

<正>宗教界应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坚持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把保持和促进宗教和谐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宗教和谐理念转化为自觉意识、行为准则和生动实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董事忠实义务规范再构

董事忠实义务旨在遏制董事机会主义行为，保护股东利益，是契合营商环境投资者保护目标的重要公司法制。在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董事忠实义务制度存在“趋同”与“存续”的冲突，在制定法层面与域外法渐趋靠拢，在司法实践层面却未发挥出预期效果。应遵循结合价值目标与本土要素来关照营商环境指标的进路优化董事忠实义务规范；根据公司类型及股权结构区别规范自我交易批准权的行使主体及判别标准；通过科以利害关系董事披露义务保护小股东利益，以及优化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平衡各方利益。将不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与竞业禁止明确为两种不同的义务类型，以彰显各自的制度价值。     

乐意奉献的认识

基督徒对于奉献要有认识。为什么要奉献?奉献有哪些意义?不然的话,奉献只是表面形式,看人家奉献,自己过意不去,也来勉强奉献一点儿,实际上不是甘心乐意,是被动,得不到神悦纳。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奉献的目的与责任。故此我提几点,给大家参考。     

爱心洒遍湘桂黔——记苗族退休教师张应松义务行医事迹

在都柳江畔，月亮山下，人们传颂着一位为苗村侗寨村民治病的草医。他，就是把爱心洒遍湘桂黔，今年78岁的中共党员，从江县民族中学苗族退休教师张应松。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保全性命，还是履行职责？——关于“范关忠事件”的道德反思

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激烈争辩。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之时正在给高中生上课。当他意识到真的发生地震之时，本能率先第一个冲到了操场，而没有采取任何言行提醒或帮助他的学生逃离教室。争论的核心实质上是：“范美忠行为”在道德上究竟是否可以允许？是否应当受到谴责？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究竟有没有冒死保护学生的责任？范美忠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道德本质和道德义务的绝佳案例，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反垄断法视域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之构造

为维护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以强化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制。《数字市场法》基于渠道理论建立守卫思想，提供仅适用于数字经济领域掌握核心平台服务企业的“守门人”规则，以事前的义务框架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可获取。我国推出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延续我国传统反垄断规制的分析框架与思路，以事后监管为主进行执法补救，不足以预防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垄断行为。我国尚需借鉴欧盟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规则，建立“负面清单+例外豁免”分类监管相结合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规则体系，以实现数字经济市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