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台智顗判教的三条标准

天台智者大师诠释《法华经》的目的,旨在将佛陀整个说教看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其判释各种教相即是对一代佛教作体系化的梳理。大师之判教相,即是设立三条判教的标准,以为诸教有关教化方法和内容性质的特征做纲领性的定位。一曰根性融不融,二为化道始终不始终,三是师弟远近不远近。以下分述之。     

爱与“第三位格”

两性之爱，是人类个体间激发起来的一种最为激情澎湃的情感。它在实质上是两个异性个体追求作为全位格而全身心地相互投入与相互担当，直至互为唯一地共在。因为作为全位格出场而淡化、隐去了各种功能角色与社会身份；因为相互全身心的投入与承担而进入“革新了”的自己，也就是所谓“第三位格”。作为第三位格存在，不仅是与看得见的唯一者即心上人共在，而且也是与看不见的绝对唯一者共在。因此，爱情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与绝对者的关系。爱情之所以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与世俗关系，就在于爱情能够打开一个神圣维度而具有超越一解放的力量。这也是爱情的神圣性所在。而爱情的危险也就在于忘却了看不见的唯一者而关闭了神圣维度。     

从乐毅伐齐的进军路线看博山刀的国属--先秦货币地理研究之三

对于齐境所出博山刀的国属问题，钱币学界持有不同看法。本文从乐毅伐齐的进军路线和博山刀的空间分布状态来分析，得出结论：博山刀应是燕军伐齐，“留循齐五年”之遗物，以应付军需之作，其应为燕铸之币无疑。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天台智者的内外之判

天台智者非常重视佛教与外道的区别，在对三藏教的判释中阐述了佛教相对于外道的优越性。就产生而言，外道起于对因果的错误见解，而佛教则是由于佛正观因缘悟道而产生；就内容而言，三藏教戒定慧三学诠因缘生灭四谛之理，能引导人们出离生死流转之苦海，而外道戒定慧虽有邪正之分，但都不能出世离苦；就修行而言，三藏教有四门入理，佛依悉檀因缘善巧设教，而外道之四门皆无悉檀因缘；就次位而言，三藏教念对初心成就，既已远胜六师外道。智者认为，佛教与外道优劣虽属天悬地隔，但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日本古代会通儒佛的第一人—圣德太子

公元5世纪初,儒学经由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从中国传入日本,6世纪初,佛教经由同样的路线传入日本。至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主持推古朝的政治外交,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直接从中国隋唐帝国输入先进的文物制度,儒学和佛教在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层面,开始对日本文化发挥影响。本稿拟以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改革期间颁布的"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以及"三经义疏"等为主要依据,考察圣德太子对儒学和佛教的兼收并蓄,了解儒佛同样作为外来文化是如何得以互无冲突地适用于彼邦,藉以探讨儒佛思想之于多元文化中得以会通的共同价值基础所在。     

论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与精神文明”笔谈会的多数文章已经在上期和90、91年《法音》上陆续发表。其中多数文章是从某一个方面的专题研究,本文作者尝试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总体关系上作一研究,文章特别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佛教从开始传入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如何逐步与中国原有文化接触、交流而最后融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有很大意义,特别在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有很大历史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