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家语》的文体特征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作品。从体裁的角度来看,《孔子家语》是一部以语录体为主的说理散文,同时又具有其他文体的某些特质。它与《论语》相比较具有向专论体过渡的倾向,从某些篇章来看它还兼有小说和家训色彩。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从剡溪石城解码佛教中国化的基因图谱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主要在西域来华的侨民中流传.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洋教(“胡教”).直到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主张一切性空的佛教“般若”思想也被归为“玄远之学”,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信奉佛教成为“好乐玄法”的风流雅事.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各思想流派的勃兴,使得佛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     

“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哪吒”背后的古今人伦

从《封神演义》到《哪吒闹海》,再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的形象不断改变,其中反映出的人伦关系也发生了"古今之别"。《封神演义》更强调"父子相敬",并由之与古典政治相联通;《哪吒闹海》则突出"师"的地位,注重"师"对青年的引导;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反映出当代家庭伦理的基本样态,更强调亲子之间的"亲",追求纯粹的"爱","敬"则从家庭关系中隐去。     

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的嬗变

历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呈现出清晰的嬗变痕迹。孔子家族志的编纂发轫于宋金时期,在体例上多采用平目体。明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逐渐由平目体厘革为纲目体或二体并用的结构体式,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备。至清代,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又有所创新,鼎新"志"体,采用"一志一卷"类目结构,并嵌入"考"体裁的运用。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制对颜、曾、孟等其他圣贤家族志书的修纂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嬗变的梳理与研究,有助于推动孔子家族史和儒学发展史的深入研究。     

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墫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1　引子2 0世纪 6 0年代出现的那一场关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以下简称“核心问题”)的大讨论 ,虽然在 196 3年全国中医学院教材第 2版审修会议上达成所谓认识上的统一———“经过反复讨论 ,一致认识到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理论是核心。”[1] 但这种出于教材规范之实用目的的“意志”意义上的所谓统一 ,决非意味着“核心问题”在现实中的实际解决 ,70年代到 90年代及至今日 ,中医学术界仍不乏“核心问题”之探究者 ,便是明证。虽然有关探究已不再有6 0年代那样的集中与激烈 ,而是零星散在的 ,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早在 6 0年代便有学…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     

《太平经》易学思想考

我国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经籍——《太平经》(即《太平清领书》),据说出自东汉于吉之手,后来传给琅邪人宫崇。全书原有170卷,以“十天干”为部,每部17卷,但由于年代久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已有缺佚,现存明代《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仅57卷。今人王明先生据《正统道藏》本的《太平经》残部以及唐人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编成《太平经合校》,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